人物：我亲历的中日邦交谈判内幕

　　我亲历的中日邦交谈判内幕

　　1972年9月25日，日本新任首相田中角荣开始了日中关系的破冰之旅。中国外交家在战争责任等问题上与日本外交家激烈交锋……

　　口述／周 斌 整理／钱亦蕉（记者）

　　周斌，曾长期担任中国外交部的日语翻译，参加了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谈判。

30多年后，作为亲历者，他为我们重述当时谈判过程中的点滴细节，披露几个焦点问题解决的内幕。

　　初抵北京

　　田中角荣是1972年7月7日当选为新一任日本首相的。当选为首相以后，他作了一个重要的表态，就是愿意同中国谈判，解决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用日本话来讲，就是实现邦交正常化。当时周总理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个时机，就马上反应说，北京机场的大门对日本的新首相是开放的，随时都可以来。

　　田中访华是有一个国际背景的，就是美国对华关系开始松动了。基辛格来了，尼克松来了，而且这个基辛格来，事先没有通知它最亲密的盟国——日本。对这个田中是很有意见的，他觉得关键的时候，美国对日本这个小兄弟并不怎么重视。日本人普遍认为，尼克松打开对华关系采取了一个“越顶”行动，就是越过日本同中国直接握手了。日本很恼火，心想我跟着你这么多年，包括1971年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时候，美国反对到底，日本作为一个小伙计也跟着反对到底。在这样的背景下，结果美国倒同中国热起来了，这是促使田中来中国谈判的一个国际方面的原因。另外一方面呢，不来也不行了，日本国内各党各派、民间团体要求同中国恢复邦交正常化，呼声非常强烈，所以田中角荣也承认，他是被众多舆论、广大老百姓的声音推到北京来的。

　　我记得田中角荣抵达北京是1972年9月25日中午。那一天北京天气很好，但气氛很严肃，因为他是来谈判，不是来观光的。而且，能不能大功告成还很难说，谈判成功不成功还是个未知数。所以，下了飞机以后，田中显得很紧张。日本有一个习惯，初次见面都是要介绍自己的名字的。他说，“我叫田中角荣”，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他是田中角荣。他还说，我是54岁当了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语气中强调了54岁，也就是强调他很年轻，很有为。周总理说，“我叫周恩来，请多关照”。

　　总理亲自陪同田中角荣到达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下榻。走进会客室里面，田中角荣一定要给总理脱大衣，总理穿的是秋天的那种风衣，他要给总理脱这个风衣。总理说，我是主人，怎么能要你客人做这个事情呢？他就和总理开玩笑说，你把最好的18号楼提供给我使用了，我就是这里的主人，所以你到了我这里，我应该给你脱大衣，这是对你这个长者的最起码的礼貌。气氛很好，这时他又说到自己54岁当了日本首相。为什么又再次强调呢？因为在日本政治家里面，像他这样的情况，没有学历，中专程度，是很少见的，而且这么年轻就当日本首相。日本前首相佐藤是要把班交给福田的，但是最终他胜利了。总理听了笑笑说，“田中先生，我51岁当的首相，中国的首相，而且当到今天，已经23年了”。从此以后，田中角荣在中国的四五天中，就再也不提他54岁当首相了。

　　晚宴惹“麻烦”

　　当天晚上周总理设宴招待田中角荣一行。田中在酒会答词中说了一句话，使周恩来等许多在场的中国人很不满意。他说，过去日本给中国添了不少麻烦，对这一点要表示歉意。这个“添麻烦”，在日本话里是一种很轻的表示歉意。比如说，你在路上走，不小心踩着人家了，哎哟，给你添了麻烦了。

　　当时是日方翻译翻的，总理就问中方翻译，日语里这个“添麻烦”到底什么意思，日方翻译翻得准确不准确？确认是这个意思以后，总理就很不高兴，我记得乔冠华同志反应最激烈，他这个人有点诗人气质。宴会结束他回去以后，发火说：“就凭这个，他能到中国来？杀了我们多少人啊，侵略了我们多少年啊，造成了我们多少的民族灾难啊，这个就是添麻烦？不行、不行、不行！”我还记得韩念龙同志在一旁连连说：“老乔、老乔，你别激动。这个事情，再看看，我们总有办法对付他的。”

　　第二天，在谈判的时候，周总理说，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受列强的侵略、残害，很多国家都侵略过我们，欺负过我们，但是日本是时间最长、程度最严重的，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损失最大。总理讲这些话时很激动，他说，在这样的情况下，田中先生，应该怎么表达这个事情，给历史一个正确的评价吧。

　　于是就涉及到重要问题了——日本侵华战争如何表达。中国就坚持，首先得明确那场战争的性质是你侵略了我，这是两国恢复友好关系的前提。日方觉得自己理亏，但又不想接受中方的表达方式，这样就谈不下去了，难以进展了。

　　除了谈判，中方还安排田中一行游览故宫和长城。

　　车中会谈

　　9月28日上午，姬鹏飞外长和大平正芳外相在来回长城的途中进行车上会谈，日本人叫做“车中会谈”。当时就我一个翻译在场，日方翻译没去，还有一个警卫人员。我觉得那一场谈判是起了扭转的作用的。

　　大平这个人给人的印象是好人，虽然是那样一个国家的政治家，但是很诚恳，他是个基督教徒。他是1910年生的，姬鹏飞也是1910年生的，两人同岁，谈得很好。大平说：“姬外长，我说心里话，田中先生对这个事情很担心，我也很担心，我们如果谈不成的话，我们回都回不去，国内反对我们来的人很高兴，国内希望我们来的人，我们怎么向他们交代呢？”至于战争性质和责任问题，我记得大平的原话是这样的，“那场战争的性质，中国人所坚持的那些观点，我个人都同意，当年我在张家口呆了一年零十个月，我没有参加军队，我是大藏省的一个官员，在张家口做调查。我怎么不知道那场战争对中国人民意味着什么呢，我怎么不知道中国人民是怎么看待我们日本军队的呢，我太清楚了。”他说，“田中先生比我年轻，他是1918年生的，但是，战争后期日本在中国打仗消耗兵源很多，田中也被征兵了，他被派到东北牡丹江。他没打过仗，到了牡丹江以后，他就病了，得了霍乱，住在牡丹江的陆军医院，所以他没有拿过枪，也没杀过人，但是他也知道那场战争意味着什么。但是，现在日本和台湾地区还有所谓的外交关系，亲台湾的势力也比较强烈，自民党内的反对势力很强。在这个情况下，你让我们完全承认这一点，完全按照中国想要表达的内容来表达，田中和我回不去，回去以后我们也站不住。就算我们签订了联合声明，或者签订了其他什么政府文件，一回去也许我们就倒台了。”

　　但是“添麻烦”的说法，我们也无法接受，所以，这个谈判很困难了。姬鹏飞外长说，“我们俩同龄，我们是各为其主，各为自己的国家在争，但是，你这个态度很好，很诚实，你讲的你们的处境和困难，我一定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我们应该找到一个合适的表达方式，就是你们能过得去，中国人民也能接受。”

　　达成一致

　　9月28日深夜至第二天凌晨，双方外长和助手们在钓鱼台国宾馆继续谈判战争责任问题。谈啊谈，大家都累了。我记得其间总共送了四次咖啡，喝咖啡刺激精神。最后，凌晨2点多一点的时候，大平外相从衬衣口袋里面拿出一张纸条，我记得清清楚楚的，他说：“姬外长，这个是我们所能接受的最大限度的一个说法，如果再超过这个内容，我们就真难了”，他开了个玩笑，“那我们就卷铺盖回去了。”

　　日方翻译就读了纸条上的内容，我记得是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日本国政府，对过去日本通过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痛感责任，深刻反省。”听完后，姬鹏飞还不放心，又让大平先生把这个条子拿来看看。这个条子是大平手写的，不是下面人起草的。姬外长担心日方翻译翻得不准确，对我说：“小周，你一个一个字准确地给我翻”，我说：“就是这个意思”。大平又说了，“我只能让步到这个程度了，再要求我更多的话，我做不到。”

　　姬外长在那儿深思熟虑，他总得作一个回答。那个时候已经凌晨3点了，印刷厂的工人都等着呢，因为这个文件（《中日联合声明》）上午九十点钟要签字的，而那个时候都是排字的，不像现在印刷这么方便，所以关于战争责任的措词必须尽快定下来。我在一旁也有点着急，作为一个翻译，我知道自己的责任就是正确地进行翻译。但我想起周总理以前曾多次教导过我们，说一个好的翻译应该起到参谋作用，我便冒失地跟姬外长说，“姬部长”，他说“什么？”我怕日本人听到，因为日方也有好几个懂中文的，所以放低声音说：“我看可以了，我看可以了。”他就狠狠地捏了我一下腿（我们平排坐着），说“你少废话”。我一惊，我想，这个话说得太不对了。

　　但是，姬外长得表态，他就说：“大平先生，我建议我们休息十分钟”。大平很高兴。“好，休息十分钟”，他说，“我刚才递给你这个条子，我还没有给老头子看过。”日本政界，虽然田中比他小8岁，但是田中的位置比他高，一个是首相，一个是外相，所以背后都叫田中“老头子”。他说：“估计田中还没有睡着，还等着呢，我得去给他看一看。”所以姬鹏飞说大平这个人很老实，他可以不用这样讲，实际上他和田中去商量就是了。姬外长也马上去见总理了，总理也在钓鱼台等着这个结果呢。

　　大概十二三分钟后，他们都回来了。姬外长说：“大平先生，就按照你提的建议，按这个文字表达形式定下来。”我记得日方表示很高兴，还鼓掌了。就是说大功告成了，最难的一个问题达成了一致。

　　第二天早晨我到姬鹏飞那边送一个文件。他问我，“你在外交部干了几年了？”我说，“十几年了。”他说，“你连这么一点规矩都不懂啊。我都无权决定行不行啊，你怎么说是可以了，你真不知天高地厚，所以我捏了你一下。”我说：“是啊，我很冒失，很不应该。以后不会再做这种蠢事了。”他很爱护我，说：“小伙子，你说的还是对的。只是这个事情我无法决定，那么重大的事情，是要载入史册的。”

　　台湾问题

　　9月29日上午，周恩来总理、田中首相、姬鹏飞外长、大平外相正式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

　　其实，总理早在十几年前就定下了“政治三原则”：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第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三条，台湾同日本之间的那个所谓和约，我们称它叫《日蒋和约》，他们正式的名字叫做《日本和“中华民国”的和约》，是无效和非法的。要使日本方面完全接受这三个原则，非常难，因为这个和约是1950年定的，日本实行三权分立，这个条约是当年由日本国会批准的，22年后的政府，无权推翻22年前国会通过的这个条约。

　　这第三条日本方面表示很难接受，那怎么办呢？总理说，这个问题上面我们不能要求他完全接受，我们主要目的是让他和台湾断了关系，至于说那一段怎么表达，请大平先生提意见。想了什么办法呢？签署联合声明当天，签完字后，大平就离开人民大会堂，到民族文化宫。许多日本人，中国的记者都在那儿等着，所有的采访这次中日谈判的新闻界朋友都在。大平正式宣布：“现在，从今天起，我们已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作为这个邦交正常化的一个必然结果，我们同台湾的外交关系终止了。”问题迎刃而解了，而且解决得非常巧妙。我觉得这个是双方外交智慧的体现。

　　“外强”和“内秀”

　　9月29日下午，周总理决定陪田中角荣首相一行访问上海。

　　田中角荣坐的是日本专机，道格拉斯8（DC8）。周总理坐的专机，伊尔18（EL18），是前苏联的飞机，田中那个是美国的飞机。田中说，“我坐你的飞机”，我记得总理跟他开玩笑说，“我的飞机没有你的好。”田中角荣说，“我让他们先飞上海等我们，我和大平、二阶堂三个人就坐你这个飞机。”总理说：“那好啊。”田中说，“大平君和姬鹏飞先生，车中会谈很成功，我还要和你来一次机中会谈。”

　　但是，一上飞机，田中角荣就睡着了。用日本话说，他是个“野人”，而且打呼噜。大平外相就觉得非常抱歉，因为是你提出要机上会谈的，现在这样就不合礼貌了。大平就要拉醒他，总理把大平的手给卡住了，说，“他累了，你不要叫醒他，我同你谈一样。”大平说这是不对等的，应该总理对总理，外长对外长。但是，总理说，“我同你谈一样。”大平很高兴，然后就什么话都说了，他说，“车中会谈以后，我想了半天，我不能打行李回去啊，我一辈子，晚年我就想做成这件事情。”

　　通过几天的接触，周总理对田中的评价是“外强”。怎么说呢，54岁啊，来势汹汹，很有气魄，做事也很果断的，日本人给田中角荣起了一个外号——“安装了电脑的推土机”。他要干的事一定干到底，而且很准确的，像装着电脑控制的。至于大平正芳，日本普遍认为，这个人是“钝牛”，很迟钝的一条牛，很温和，很踏实。但是，后来总理的评价，我认为实在是太高明了，他说，“田中角荣给人的印象是外强，大平给人的印象是内秀。”

　　大平能讲很多中文的典故，中文的成语，还会作汉诗。大平把他写的汉诗给周总理看，总理说，没想到大平先生你这个政治家还会写诗，而且是写中国的古体诗。大平就很得意了，他说，“《论语》、《孟子》我都学，尤其喜欢诸葛孔明。”还对总理说，“我这个人，我这个朋友你放心，只要我们两个人在日本还不倒下去，同你总理之间达成的这个协议，我一定贯彻到底，绝不中途后退一步。”然后，又说田中，“这个人是个粗人，但是这个人是极其敏感、极其聪明的一个人。他现在是称王称霸称惯了的，一派之首，少年得志。他有一个毛病，他听任何人讲话都听不到底的，包括我跟他讲话，都不听到底的，总打断人。‘少啰嗦，你的意思我明白了’，结果呢，他真还明白了，就是很干练的一个人。但这次来，东京出发之前，我跟他说了，田中先生，你这次去见的人，可不是一般的凡人啊，这是伟大的周恩来啊。世界上的政治家都传说，这个政治家不说则已，一说起来头头是道，就是半个小时，你千万不要说我明白了，你千万不要打断人家，这样会很失礼的啊。后来，我提醒他的话没讲到一半，他就说‘你讲的话我明白了’。那么，他到底明白了我的意思没有呢，就是不要打断周总理讲话。到最后我发现了，来北京这几天他确实明白了，有一次你讲话讲了40分钟，他还是强忍自己听完了。田中这个人，从来没有听人家讲40分钟的。”

　　茅台和天皇

　　田中角荣来上海，住在锦江饭店南楼11楼。来接他们飞机的日本人，带来了这几天的日本报纸。日本的六大报，每天都是十几个版面，我去他房间的时候，看他根本不休息。他把所有报纸都铺在地板上，琢磨着，一个一个看对他访问中国的反应，看他回去该怎么应对。

　　他54岁，精神也好，就趴在地上看。我说，田中先生，你怎么不坐着看？他说，坐着看不方便，只有把所有的报纸，比如说各大新闻的头版放在一起，才能比较着看。他跟我讲，报纸上百分之九十是讲好话的，他说，“你看、你看，好大的标题，套红的”。他很高兴，又指着一张报纸说，“那个是说坏话的，说我好像是被北京的茅台酒灌醉了，让步让得太多了。”

　　当晚，上海举行了盛大的欢送酒会。周恩来总理和田中角荣首相一起举杯祝贺，田中那天确实喝了不少茅台，他很能喝。总理其实一杯也没有喝。表面看，总理喝的也是那个茅台瓶子的酒，其实拿的虽是一样的茅台瓶子，但是倒酒的人都是有技术的，倒的都是白开水。当然总理本来酒量是很大的，但是他老早就不喝了，医生严格禁止的。

　　晚宴的气氛很好，田中到各桌子上去，他都干杯，都是茅台。他下面的秘书就提醒他，这个酒55度你知道吗，这个酒，用自来火点着它，要冒火的，有人还点给他看，你现在喝的是火啊。可田中不听他的，还训这个人，少废话，今天总理陪我到上海，我还不答谢他？茅台酒在日本有名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第二天，也就是30日，田中角荣首相一行离开上海，返回日本。上飞机的时候，总理追上去，又把田中拉下来，他说，“请你向天皇陛下问好。”天皇陛下，那时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自总理之口，也只有出自总理这样伟大的政治家、外交家之口。你既然跟他建立外交关系了，天皇是个象征元首，你难道不应该向他问好吗？但是在过去，天皇是一个禁语，因为他是发动战争的一个象征。中国人不提这个的，但是既然建交了，开始政府之间的关系了，那你就得承认他的存在。

　　我当时听了也很吃惊。后来日本报纸反应非常强烈，说只有周恩来才有这种气度，才能在这种场合讲这样得体的话。有一个报纸讲，如果说做民调的话，这一句话至少可以多争取10％的民调支持中国，就这一句话。

　　总理发火

　　陪伴总理在中日邦交谈判的这几天几夜，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这几天，总理真的非常累。每天我们驻东京的新华社记者，都发回来很多材料，有日本政府的反应、日本民间的反应，还有日本的各种民间舆论，民间调查都报回来，给这个谈判做参考。有一天总理很生气，有一个材料写得不合要领，写到田中角荣的私生活，送到总理手里了，总理说，“你管这个干什么？你还来干扰我的时间，如果我不看，我送到毛主席那儿去，老人家这么大岁数了，还看这种材料吗，你们到底明白不明白我们在做什么事情？”我记得那时候总理心情不好，希望集中力量完成这个重大突破，希望自己的部下能懂得他、了解他，能让他少费一点心。

　　之前，他也因为大家不能明白他的意图，发过火。当时是田中角荣刚刚就任首相的第三天，在总理的巧妙安排下，上海芭蕾舞团出访日本，临时换了团长，让熟悉对日关系的孙平化去，传递中日友好的信息。《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上海芭蕾舞团东京首演成功，下面罗列了几十个来参加这个首演仪式的名字，都是平时的一些友好人士，最后写了一句，日本文化厅的官员也来了。因为我们两国没有外交关系，以往中国政府派出去的这些艺术团体，日本政府一般都不出面的，所以那实际上是日本政府已经有这种表态，要建立政府关系了，田中角荣方面也有这个意思了。可是《人民日报》头条却只在最后提了一句，我记得那天已经是凌晨3点了，总理跑进来就问，“为什么《人民日报》这样发？把潘非找来”。潘非就是《人民日报》的副总编，主管国际的，是很有名的一个老记者。那么根据总理的命令，一个电话打到《人民日报》，潘非同志就来了。“潘非，你懂不懂得我们在做什么事情啊？这些‘左派’的同志、老朋友你不写也没有关系，现在就是他文化厅来，这是政府的一种表态，田中角荣对我们的一种呼应，这个为什么这样写呢？”潘非说，“总理，我们《人民日报》在日本是没有记者的，我们是根据新华社发的消息。”总理一想，就把新华社的社长找来，总理很生气，“你新华社干什么吃的！懂不懂得要紧跟党中央的思想，紧跟中央的步骤啊，怎么能这样发消息呢？”就很激动。总理很少这么激动，因为大家跟不上他的这个思想，跟不上这个战略步骤，对此他有意见。

　　周总理在对日外交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叫做“结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几十年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为同中国友好奋斗的那些人，你不能因为交了政府，就把他们忘记了，叫不忘老朋友。但是又要结交新朋友，又说，饮水不忘掘井人。还讲了一个观点，就是对日本的外交，一定要官民并举，以民促官。就是老百姓的力量，这是起根本决定性作用的，因此要以民促官，官很多时候是靠老百姓去推动的。官民并举，政府的工作要做，老百姓的工作、老百姓的友好更要下功夫。

　　中日恢复邦交后不久，我就被派往东京建立使馆，因为之前讲好了，联合声明签订以后，双方尽快各在对方的首都建立使馆，那么我作为建馆先遣队，就到了东京。但是总理那个时候已经是为我们国内的事情忙得精疲力尽，1976年初总理去世�熚乙苍诙�京，我是流眼泪流得最多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