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诗人和拯救者

　　阿来早年写诗，在川地诗人里没出大名，《尘埃落定》成名是后来的事。《尘埃落定》的责任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脚印也是川籍。她短发永远别在耳后，像上世纪80年代热心的团支书。《尘埃落定》获茅盾文学奖那年，她当着众人也当着阿来，说起多年以前黄河边上的一次笔会：记得那帮家伙喝多了，啤酒瓶子白酒瓶子横竖了一地。

阿来和几个写诗的不知天高地厚的轻狂小子站在岸边的堤坝上，夜光里一起比着向黄河里撒尿。那时候阿来还是诗人，年轻、狂放，没有成名之累，可以仗着诗兴酒兴，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半成品的阿来我没见过，见到的是成品以后的阿来。成品阿来个子不高，说话慢，带川地乡音，眉间有一颗痦子。给人的印象是谈话间穿插笑话与哲理，有时候句子里还加了轻灵和飞升的魔幻感，像常人走路时出其不意地凭空一跳。不像有的文人，除了夸大自己的成就，强调自己的智慧，话听起来缺盐少醋，不好玩，也没有亲近感，处处藏着处心积虑的机关。阿来说话朴实，笑容简单，跟他说话既不费脑筋，也不费心，很有安全感。单看阿来的外表，会以为他是某个乡镇的企业老板。其实他是《科幻世界》的总编，成天忙得脚打后脑勺，为发行量和广告额度操心，这工作似乎跟他的写作不搭界，和那个半神话半童话的傻子土司故事更是隔着十万八千里。后来为写作《空山》，他辞了职。

　　有一年，《北京文学》组织去康定、海螺沟、四姑娘山，大队人马先到成都聚集。当时阿来的《尘埃落定》刚拍电视剧，四川另一作家麦家的《暗算》也刚卖了版权，碰巧俩人又有成就又有钱，又在爱热闹爱玩的年纪，作为东道主责无旁贷做东吃夜宵。阿来和麦家各开辆大吉普，整车整车地往店里拉人。成都的夜宵又热闹又讲究，川音声声入耳，霓虹灯下满世界纸醉金迷。我们都说“少年不入川”确有道理，人到这里很容易贪图享乐不思进取。阿来点了足够一个军吃的东西，看大家高兴又都在胡说，就玩笑道，成都小吃有两拨稳定顾客，十二点以前是打麻将的人下来了，十二点以后是小姐们下来了。所以生意永远不会萎缩，我们只能算是散兵游勇，锦上添花而已。大伙喝着酒，听了笑翻。

　　玩笑归玩笑，我觉得，阿来的素质里似乎有一种与当前都市文化的不兼容。不是瞧不上，也不是忽略，也谈不上隔阂，是不兼容，不亲近，不是一回事。他是乡村荒原上一棵枝丫横生的野生的树，他的养料不在都市的绿草坪。所以，他对“民间文化元素”才有一种对母亲的血脉之亲。每年夏天，他会开着自己的大吉普，到海拔几千米的藏地乡村一去十几天，随便走一走，住一住，跟老朋友们喝喝酒，吹吹高原的风，寻找散落在田野里的他的魂魄。

　　在上世纪80年代，他曾经写过一个短篇小说——《阿古顿巴》，小说的名字就是一个人的名字。大约是“叔辈、舅舅辈”的意思。他说在藏族村落的每一个地区都有关于这个人的故事。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村庄，不同的人群里面都有关于阿古顿巴不同的故事。这就是他所说的“民间文学”的存在方式。

　　都市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侵蚀着乡村，野花全进了园圃，被规范化和模式化了。在这样一种大趋势下，他有一种壮士拯救乡村文化的豪情。他愿意在乡村文化被模式化和规范化以前，抢出它们残存的一点野趣和原始。他说，有一年他在青藏高原上，一口气拍了七八千张野生花卉的照片。那些镜头里美丽无比的花朵从来没有被描绘过。面对它们，“我的感觉是，无法言说”。

　　“我们已经习惯了那些被描绘的花，当我们面对高原上那些美得令人震撼的无名野花的时候，我们可能都找不到词语来形容它。我们特别喜欢写被人处理过的东西，因为它已经产生过意义了。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不妨学一学民间文学的方法——直接的，简练的。”

　　他其实一直在这样做，以他力所能及的写作的方式。但是谁知道他是不是时代大风车前的唐吉诃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