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时代　开拓审美　走向大众

　　4月6日至8日，由文化部和中国文联主办的中国话剧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名话剧界专家、学者、导演和表演艺术家等出席研讨会，就中国话剧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编者欧阳山尊（著名戏剧家）：

　　中国话剧有着战斗化、民族化和现实主义的光荣传统，自它诞生之日起即与爱国思想和进步的社会运动相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的话剧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同革命结合得更加紧密，无论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或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无论是在“苏区”和革命根据地，或是在“白区”、“蒋管区”和“大后方”，进步的话剧都是以战斗的姿态，紧紧地配合着当时的革命形势，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李默然（著名表演艺术家、中国剧协名誉主席）：

　　话剧特质之一（与我们的戏曲及其他剧种比较而言）是关注时代、关注社会、关注群众，反映现实生活相对比较敏捷、迅速，可与时代同步。这是这个外来剧种能够在神州大地生存、发展的根本。但话剧毕竟是舞台艺术的一种，它必须靠戏剧本身的艺术魅力征服观众。为此，先行者们在勇于把这非本土的戏剧引进中国的同时，亦勇于吸纳世界各国的先进演剧理论。仅以表演艺术这项学科而论，俄罗斯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荷德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学生所创建的、坚持的演剧观，我们是不遗余力地进行了探索、实践，一段时间里对斯坦尼体系，也曾有过独尊一家之嫌。但作为有志者的话剧人，从未放弃对其他学派的研究、实践。德国的布莱希特、法国的狄德罗以及诸多外国演剧体系，我们都曾不断地吸纳。正因如此，我国的话剧舞台从开始起步，就不是单调的、死板的，而是多样的、竞争的。

　　如果说话剧舞台与影视还有一争，那就是话剧演出与观众互动、共同创造，这一优势，影视是不具备的。人们说：“一出话剧演出千百次，会有千百次的不同。”因为话剧是在演出中不断体验、不断改进、不断完善创造的，是观众现场的反馈给予台上演员新的刺激，产生新的激情，完善人物形象。无论是“体验”派，还是“体现”派，或是持“间离效果”主张的人们，他们都是从“怎样被观众接受”这个主要任务出发的。我们说“话剧演出要时刻想着观众”，实不为过。胡可（著名剧作家）：

　　最初欧美话剧传入我国，被当时人们接受和传播，一是同它那蕴含着先进思想的作品分不开，二是同它那人人可以参与，便于掌握分不开。我国最初编演话剧的人都从业余开始，包括我们党的一些领导人，他们曾是我国早期话剧的积极参与者。后来的救亡演剧，大都是业余。抗日战争期间，有很多参加业余演剧活动的知识青年后来成了专业戏剧工作者。敌后根据地有很多村剧团在编演话剧，还出现过《穷人乐》那样的农民自编自演的话剧。

　　艺术的生命力在于人人可以参与。爱好者队伍、业余队伍是一门行业的生机所在。球有球迷，棋有棋迷，戏有戏迷票友。今天话剧缺的恰恰是这个普及的基础。其实话剧是从校园戏剧起步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还相当普遍，后来逐渐减少，现在刚有些恢复。演话剧的村剧团，战争年代就有；工人戏剧，新中国成立以后就有；战士演出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许多业余话剧作品获奖，许多业余作者成为后来的剧作家，如今这些已成为美好的回忆。今天广大农民、工人、部队官兵、中小学生，除个别人外，已很少参加话剧活动。

　　话剧的振兴，离不开爱好者的积极参与，离不开业余话剧的重新兴起。李宝群（青年剧作家）：

　　我感觉当代戏剧文学目前处于一种“上上不去，下下不来”的窘迫境地，可以说是典型的“瓶颈”状态。

　　我所谓“上不去”是指我们当下的戏剧文学尚不能进入世界一流戏剧文本的层面，不能达到世界一流文本的水平，很多剧本在“上不去”的层面徘徊。

　　中国话剧已有100年的历史了，但是坦率地说，中国戏剧在戏剧文本方面优秀的、有长久生命力的、经得起时间和观众检验的不是太多，而是很少，除了曹禺、老舍几位戏剧大家外，除了《雷雨》、《日出》、《原野》、《茶馆》等有数的十几部名剧外，过得硬、叫得响的剧作和剧作家相当有限。我们的当代话剧一直没有出现像《推销员之死》、《萨勒姆女巫》、《哗变》、《贵妇还乡》这类高水准的优秀剧作。最近几年陆续看到了一些和我们同时代的外国剧作家创作的最新文本，如《纪念碑》、《青春禁忌游戏》、《哥本哈根》、《怀疑》等，看到它们达到的水准，作为一个编剧我真是有些坐不住——我们的剧作在深切表现人性、深度反映所处的时代生活、反映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方面和人家相比是有着明显差距的。

　　我所谓“下不来”是指我们的剧作家，包括我本人在内，已经变得越来越浮躁，越来越容易“小富即安”了，不能下到真实的现实生活中去，不能沉潜到生活的最深处、最深层去体察人心人性人情，浮在表面的越来越多，满足于小的成功，满足于用已有的创作才华、创作经验闭门造车。不少原创剧作都嫌小家子气，单薄、肤浅、急功近利，不深刻、不厚实，里边缺少真东西、缺少深度，缺少结结实实的人生，缺少强有力的对生活、对社会、对人生、对人性的生命体验，不能真正打动人心、震撼人心，不能征服导演和演员，更不能征服台下的观众。刘厚生（中国戏剧家协会顾问）：

　　纵观中国话剧百年之路，其发展脉络是：1907年新剧引进是为了反对满清，话剧因它的思想性和宣传教育功能优于传统戏曲而兴起。袁世凯复辟后，迅速走入低潮。“五四”前后，再度引进新兴剧，从政治思想到家庭伦理符合了当时的历史要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戏剧”的兴起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相结合。其后抗战戏剧的兴起，与当时时代的要求相一致。抗战胜利后至新中国成立，基本没有大的戏剧活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话剧比较适合宣传党的政策，话剧有了一个大发展，专业剧团由5个一下子发展到了100多个。“文革”时，话剧遭遇了灭顶之灾。粉碎“四人帮”后，话剧又迎来空前的繁荣。80年代后，不知从哪一点起，话剧又走向了低谷。

　　中国话剧从来就强调自己的战斗传统。所谓战斗，首先指的自然是思想政治内容的战斗。但这要做具体的分析。我们的不少话剧家存在着思想辨别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不强、创作功力不够深厚的问题。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怪圈：根底不厚——难以写出优秀大作——政治运动或政治号召一来就忙于写任务戏——任务戏演得快，丢得快，没有竞争力，观众不爱看——话剧滑坡——好作家不爱写话剧，不如去写廉价连续剧——话剧更滑坡。话剧振兴决不是三五年的事，除了要对体制、队伍、经营等方面继续探索之外，还要对话剧的本体、话剧对于人类灵魂的探究、西方经典戏剧的成就等，做长期深入的研究，通过大量实践，才能产生出我们自己的世界级戏剧大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