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阶层不能丧失自省的勇气

　　尽管早已不是一个激情澎湃的年代，也很难再用费希特那篇激情四溢的《论学者的使命》来衡量我们的知识分子了，但对一个有着“知识分子”头衔的人乃至阶层，总还是应该有一点低限要求吧？在这些要求中，我以为，堪称底线的就是一条：知识阶层不能丧失自省勇气。

最近文化圈发生了一些事，也许言人人殊，而我从对知识阶层的低限要求的角度观察，颇感振奋，因为从中似乎可以看到，知识阶层还没有完全失去自省勇气。这就是“人大内讧”和十博士、朱维铮教授先后抵制学术明星事件。

　　在所谓“人大内讧”事件中，一个最重要的关键词即“大学衙门化”，让任何一个对中国教育略有所知的人都眼睛一亮。这个词语，使得“人大内讧”事件的具体是非，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说张鸣代表了知识分子自省的努力，并不过分。关于于丹，前有十博士的抵制，最近又有朱维铮教授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的针砭，在全民造学术之星的狂热中，这当然是极不合时宜的举动，类似于堂吉诃德的大战风车。但我觉得，在一片喧嚣之中，它至少表明我们的知识阶层并没有全部陷入装疯卖傻的乐观主义中。

　　然而很可惜，才刚刚有了一点自省的影子，很快迎来了巨大的消解力量，而这种力量又恰恰来自知识阶层。一个叫张者的学者型小说家，近日在《中华读书报》头版上撰文，戴着一副独特的眼镜，“从‘人大内讧’看当代文人形象”，他看到的是什么呢？争权夺利。什么体制对抗、文化英雄都是假的，只有权位之争是真的。而十博士号召抵制于丹，朱维铮针砭学术超男和超女，也无一例外地被许多知识分子解读为“作秀”、“犯酸”，甚至“文化专制”等等。

　　也许根本就不应奇怪，随着社会娱乐化商业化速度的加快，我们的知识阶层已经缺乏崇高感了。当然，在“伪崇高”太多的时代，的确需要消解。但如果当下还热衷此道，总是习惯用一种玩世乃至自以为看破一切的轻薄态度观人论事，只能说明知识阶层的市侩化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我不知道张者用“争权夺利”界定“人大内讧”事件有多大依据，但窃以为有必要提醒这位从中国大学里走出来的作家注意一个事实：即使你对“大学衙门化”的问题没有哪怕一丁点的感同身受，但原本在系主任位置上的张鸣，从这场争端中得利多还是失利多，不是昭然若揭的事吗？对那些总是使用“作秀”“犯酸”“文化专制”的帽子，讥诮抵制学术明星的人，我想问：如果所有知识分子都坐在电视机前，对将学术、文化、历史娱乐化的超男超女，笑嘻嘻地闭上眼睛甚至献上掌声，这难道才是正常？

　　当然，我知道咱们必须讲多元讲宽容，我也坚定捍卫超男超女的话语权，但这多元中能否包括抵制超男超女者那一元，能否对那些坚决抵制超男超女的人给一点宽容？只要没有扯上行政权力，无论是谁号召抵制怎样抵制，都和所谓“文化专制”沾不上边。无论这种抵制在现实中是多么乏力，也不论号召抵制的人在娱乐化商业化大潮中显得多么无助，整个社会应该给他们的是足够的敬。因为从他们那里，我们看到知识阶层还存留的自省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