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被传很有号召力，但赵广军自认“失败的管理者”。
赵广军，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外展总队队长，跟时间赛跑，把“边缘青少年”从悬崖边拉上来。
吴嘉敏：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医疗服务总队队长，7年来在广州穿街过巷为重病患者提供医疗帮助。
李森：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启智服务总队队长，广州各个福利院的小朋友都熟悉他。
赵广军、李森和吴嘉敏，广州城里三个再普通不过的市民。也许他们曾与你在街头擦肩而过，但你一定想不到，他们能对62万人呼风唤雨。3个人从普通的志愿者干到队长，志愿服务工作以外的生活空间越来越小，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
本月底广州将成立“赵广军志愿者协会”，这是全国第一个以个人命名的志愿者组织，彰显个人对整个队伍的作用。
省市领导近日表示，广州是我国志愿服务事业起步最早、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目前全市共有62万注册志愿者。
从1987年率先在全国开通第一条中学生心理咨询热线开始，今年广州的志愿服务走到了20周年。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对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需求日趋强烈。然而，随着队伍的壮大，无经费、无阵地、缺保障、缺培训的现状却让志愿服务的发展面临着瓶颈问题。
文/图 本报记者邱瑞贤、杜安娜、廖杰华
连日来记者深入广州的志愿者服务群体，走近几位打算“用一辈子做好事”的热心人身边，记录下他们的真实生活和困惑。
30万元积蓄花掉如烧纸
赵广军一般不拍照片，他说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这是我老大告诉我的，如果没有照片，万一哪一天被通缉，可以减少很多麻烦。”他并不忌讳谈到自己的过去，和那笔“不太光彩”的财产来源。
他曾是广州一个“古惑仔”。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他和一群“兄弟”做生意存下了10万多元。然而在2000年做上志愿者后，赵广军就像“烧纸”一样在几年里花光自己账户上所有积蓄。2002年到2003年期间，他花掉近30万元。
“我们对边缘青少年开展服务不仅要付出时间，还要付出金钱。2000年他挽救一个边缘少女，半年时间就花了三四万元。“当我身上的钱逐步花光时，才发现这样下去是不行的。”2004年，赵广军退出边缘青少年的志愿工作，只做指导和策划。
这一年，他开通一条独特的“生命热线”，公布自己的手机，接受任何有求助来电。用他的话来说，这是全世界唯一一条流动的电话救助热线。每天打来的电话中，有人诉说自己的心理困惑，有人表达自己对生命的绝望，还有人来找他要钱资助。
每一天，赵广军都随身带着手机，然后接无数打进来的电话。他目前是一家物业公司的物业管理员，每月收入1800元。他母亲说，赵广军每月接电话都要花2000元，常要妈妈补贴才能维持这条热线。
“有一次电信公司给我赞助了1000元，但25天就打完了，平时出门在外，我身上随时带着几种电话卡。”赵广军还统计过，在打进自己这个“生命热线”号码的人中，85％以上都是外地打工仔、打工妹，剩下15％是些无聊苦闷睡不着觉的人；还有人打过来，响了两下就挂掉，让赵广军回复。
在2002年前做个案的时候，赵广军跟“道”上的一些“兄弟”还保持着来往，有些时候依靠他们帮着制服一些“问题小孩”。到了后来，这些“兄弟”们也不愿意跟赵广军在一起了，因为他每次都“欺骗”这些兄弟有多大好处，结果每次请都只给50元或100元，让这些“兄弟”们感到很没面子。
“在接个案之前，我都会跟孩子的家长说，我可以提供方式你们自己照着做。但是后来发现，如果我不做就没人能接下去。因为花费的时间和金钱都实在太大。很多人选择了离开，”赵广军有些无奈。
每天只有五六个小时睡眠
持续了7年的“边缘青年”和“生命热线”工作，让赵广军每天只有五六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医疗服务总队队长吴嘉敏和他一样。吴嘉敏主要做医疗服务，曾是一名护士的她现在在一家外企工作，每周除了工作以外没有自己的节假日，周六、周日或者平常下班的晚上，最有可能找到她的地方，是服务对象的家里。“朋友要找我，星期六、星期天都必须预约，是责任心让我坚持，单靠激情是不行的，我们的对象都是病人，一个月少去一两次，他们的病情会恶化，倒退很多。”
“一个人撑着一个队伍，完全没有私人时间，有时觉得很累。”吴嘉敏说有段时间除了她，整个总队没人干活。“医疗服务不像其他的，必须动手去帮助服务对象做康复工作，而不能只是跑到服务对象家里去坐坐聊天。其实是很辛苦的。”
在吴嘉敏的队伍里，骨干是医生、护士，以及其他来自医学专业的志愿者。他们每次活动的经费实行AA制，“我们做的都是个案，这种服务没有广告效益，一般企业都不愿意赞助。我们每次上门做个案，交通费、吃饭、买点食品送他们，都是自己凑。”
吴嘉敏说，她现在每个月的收入比较固定，所以能保障每个月为自己的志愿工作投入500元。“以前看香港电视看得太多了，不知道香港做‘社工’是有报酬的，我们这里没有社工，同样的工作由志愿者来做，而且没报酬，但学到很多东西，就当作报酬吧。”吴嘉敏想起自己当初的想法，仍然觉得有些幼稚。
自认“失败的管理者”
在志愿者队伍里有这样盛传，赵广军一声令下，一小时内能召集几千人。虽然在志愿者队伍里很有名，但赵广军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失败的管理者。“2001年，我曾经冲动地说：‘你们不干，自然有人会干’，结果几十人当场负气出走，后来我非常后悔，希望他们现在能够原谅我。”
赵广军说，现在他没有当初那么年轻气盛了，管理才能是在不断的失败中总结出来的，“现在做边缘青少年工作的人有十几个，这些都是未来的骨干，以后的工作要靠大家合作来完成，仅仅依靠一个人的能力是不行的。”
“以前我的志愿者队伍里社会上的成员占80％，后来他们退出就向学生发展，现在学生人数占70％。学生这个人群的变动性很大，同样不断流失。”事实上，志愿者群体里因结婚建立家庭而离开队伍做“逃兵”的很多。
启智服务总队队长李森是志愿者协会里著名的组织能人。“有事情全靠电话通知几乎不可能，现在都通过网络联系，一般通过论坛发帖召集，或者建立QQ群，进行交流。”李森对自己的队伍正在尝试一种企业式的管理。“分片管理，每个区有个区长，比较‘和谐’的处罚就是请吃饭。”李森说为了规矩曾开除过50多人。
靠“AA制”能撑多久？
除牺牲所有业余时间外，在广州做志愿者随时需要在金钱上完全投入，尽管志愿者本身的收入在这个城市里显得那么微薄。
缺乏资金是目前广州志愿者组织最大的难题。不管是赵广军、李森还是吴嘉敏，都承认，“我们是低成本运作，大型活动实行AA制，然而连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光靠热情支撑的这种‘AA制’能撑多久？”
广州市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副主任谢天闻说，要有覆盖广州城乡的社会服务，每个志愿者一年只需要10元的组织费用就足够了。“投入1元可以达到10元的收益，因为他们本身的劳动不需报酬，只需组织、交通、食物等必须花费。”
据了解，目前政府部门未把对志愿服务的资助纳入正常经费预算，只接受专项活动的经费申请，因此志愿服务的日常管理、人员培训、项目策划都缺乏必要经费。“国外的筹资机制比较健全，我国目前社会企业和社会人士对志愿服务的资助都不够踊跃，主要是因为税收制度中对于公益资助缺乏支持条文。”
李森认为，政府除了增加直接拨款外，还可以采取减免税、允许志愿组织从事赢利活动、允许志愿组织直接向社会募捐等政策调整的方式来缓解志愿组织资金不足的问题。
靠“余热”能撑多久？
三个人是广州志愿者队伍中坚持得最久的骨干人员，但他们心中的困惑很多。就连赵广军都坦言，他一度想离开志愿者组织，因为自己是一个“有私心”的人。
在2000年到2003年期间，他没有得到认可，连“优秀志愿者”都没有得到。“当时钱花完了，女朋友也离开了，有些丧气。”
他现在学会开解自己。“去年助残日的时候，我跟妈妈逛街，很多人跟我们打招呼，其实有些人我以前没怎么见过，但妈妈觉得特有面子。”
李森告诉记者，志愿服务现在最缺专职管理人员。“全靠业余时间做效率会低很多，志愿者花一个星期，也许专职管理者一天就能办好。全市目前几十万志愿者，却只有团市委几名专职管理人员。”
“这个队伍实在太大了，报名有60多万，社会需求也大，但对他们的有效组织、培训和服务却远远跟不上”。与经费、阵地及物质保障相比，缺乏足够的专职工作人员、缺乏足够的政策支持和社会支持氛围更为关键。
相对于队伍的壮大速度来说，我们的社会支持体系与国外还有着很大差距。“目前的政策法规、融资渠道、社会评价体系对志愿服务的支持力度都有待加强。参与热情很高，无足够的支持、资源和有效组织，致使总体发展水平不高。”
“代”社工能撑多久？
没有资金，志愿者的培训也成了一个难题。谢天闻说，目前广州的60多万志愿者里，接受过志愿服务培训的不到10万人。
“如果把这60多万人都轮训一遍，即使按50人一班，每班4小时的最基本培训，我们每天要办400个班才能在一年里培训完。师资、教材、场地，这些都需要经费。”
事实上，很多志愿服务如医疗服务等都需要相对专业的培训知识，没有参加培训的，服务的专业性不够，只能做外围的工作。缺乏培训使目前广州的志愿者服务还处于比较初级的状态，服务水平不高。像赵广军，就是从自己的实践中来摸索，但到底是否科学，他也不能肯定。
谢天闻认为，对于社会服务，比较理想的状态是由专职的“社工”来组织志愿者开展服务，由专职社工来负责组织管理工作，“但是我们却只能依靠志愿者中的骨干利用业余时间来组织。”
吴嘉敏说，现在也有些机构招募专职的“社工”，但一是没有岗位的保障；二是收入太低，因为那些都是非赢利的机构，一个月就1000多元，如果政府组织的就不同。“如果社会需要，我肯定想专职做社工，每个资深的志愿者都喜欢转型做专职社工，这是最高追求也是理想，就看社会有没有这个需要。“我们并不伟大，只是理想不同而已。”这位朴实的广州女孩坦言，现在自己未婚，将来总要建立家庭，所以做志愿者“很难做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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