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连看到“疯”人,但我却心怀敬意。“农民第一飞”谭成年刚刚在山东平阴县坠机,魂归蓝天。在清华校园里维修保龄球器具的工人李贤锋又驾自制小飞机冲向长空,因为没有高空飞行经验而坠落,摔断了腿,下巴缝了10余针。
其实我知道,无论李贤锋还是谭成年,他们所做的事莱特兄弟早就做过了。这也就是说,从工程学的角度上讲,他们的所为并没有任何创新意义。说他们纯属是“疯”了,也不为过。
而肖恩·艾利斯之举则复杂一些,肖恩说他能以狼的方式思维,令人怀疑;肖恩说他已经掌握了狼类的语言,也需要更有力的证明。这两点全是胡说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然而,我却还是对这些“疯”人心怀敬意。从感情上讲,作为一个曾经的狂热科学主义者,我非常能理解他们的心情。为科学而“疯狂”,虽然在别人眼中是怪物,其实却也是一种人生幸福呀。
而从理性出发,我也一直认为,中国应当推行这样一种科学观念:科学的目的就只是为了科学,而不是为了“有用”。科学既不必“货与帝王家”,也不必强求造福社会,造福人类。一个人只需为了自己的好奇心,那种不知从何而来却难以抑制的欲望,就有权去追寻答案。
一个人在喜马拉雅的荒茫山区跋涉三五年,找到一株蓝罂粟,显然并无实用价值;一个人在非洲草原发呆,观察猎豹奔跑的动作,也并无实用价值;一个人在加拉帕戈斯群岛观察这只乌龟与那只乌龟的不同,也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但许许多多人得到的这许许多多“无用”的知识汇集在一起,就成就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无意间轰塌了宗教的专横。那些风马牛不相及的植物动物,就这么帮助我们人类赢得了许多自由。
如果我们敬重达尔文,那我们也就应当尊重李贤锋、谭成年、肖恩们的“疯狂”。虽然一方是名垂青史的科学泰斗,另一方则是些可能纯粹在做无用功的卑微小人物,但他们的精神本质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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