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与中国话剧(组图)

南开学生演出《雷雨》剧照

南开学生演出《雷雨》剧照

　　编者按：自1907年春柳社和春阳社的演出活动算起，中国话剧已经走过了整整100年。从中国话剧萌芽和诞生起，它就与校园和学生结下了深厚的渊源。最初是清末上海圣约翰书院学生的演剧活动，然后逐渐扩展到一些中国人办的大中学校，如南洋公学等，接着就是南开学校的张伯苓校长带领学生们使中国话剧真正诞生成熟，并培养出了曹禺等一大批戏剧大家。如果详察中国话剧的历史，许多人都会禁不住叫出声来：“南开”与中国话剧竟有这么深的渊源！为了纪念中国话剧百年史，呈现南开学校与中国话剧那段难忘的历史，我们特约崔国良等先生对此进行了回顾。

　　话剧在中国作为舶来品，到今年已经走过了整整百年了。中国话剧从诞生到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南开话剧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般认为中国话剧发端是以留日学生李叔同、曾孝谷为代表的春柳社。1907年2月11日，他们在日本东京新建成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馆举行的游艺会上演出法国小仲马《茶花女》第三幕《匏止坪诀别之场》。接着在该年6月1日，还是在东京本乡座演出一台完整的五幕剧《黑奴吁天录》。这是在日本演出的第一出完整剧目。1907年10月王钟声(春柳社早期成员)的春阳社在上海兰心大戏院演出了许啸天编剧的《黑奴吁天录》，这是春柳派首次将西方戏剧从日本移植到中国国内。

　　春柳社与春阳社排演的《黑奴吁天录》都是改编自外国小说，而春阳社在国内的演出形式还没有脱离中国传统戏曲。“戏的本身，仍与皮簧新戏无异，而且也用锣鼓，也唱皮簧，各人登场，甚至用引子或上场白或数板等等花样。最滑稽的是也有人扬鞭登场。”(徐半梅：《话剧始创期回忆录》)1908年初春阳社演出了《迦因小传》(据英国哈葛德小说改编)才脱掉了戏曲的套数，“刚像了话剧的型”。总之，他们间接从日本移植来的西方戏剧模式宣告了中国话剧的诞生。有学者认为“如果没有日本的‘启蒙’和‘中介’作用，中国接受西方戏剧美学的时间就要大大推迟，中国戏剧现代化的进程就要受到影响。”

　　其实，时隔仅仅一年，即1909年初(光绪三十四年冬)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就编演了三幕剧《用非所学》。笔者认为：中国话剧是由春柳社间接从日本，南开新剧团直接自欧美输入西方戏剧形式，两条渠道汇合而成的。

　　张伯苓1908年8月赴欧美多国考察教育。考察中他了解到许多学校都用对话分幕演出的戏剧作为一种教育形式。他认为“藉演剧以练习演说，改良社会”符合他教育救国，培养人才的思想。回到天津后他立即模仿西方戏剧模式编演了三幕剧《用非所学》。《用非所学》取材于当时我国现实生活。该剧写的是中国欧美留学生贾有志归国后高谈工程救国的理想，被强大的封建势力所腐蚀的留日学生所讥讽，笑其愚，认为“空论无济实事”，唯有托人进入仕途才有出路，贾有志就晋谒万大帅，万委以县知事职。故事说明，在封建势力统治下，工程救国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崔国良等编：《南开话剧运动史料(190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以下引述文字同此)。1

　　从此以后，南开学校每年周年纪念活动新剧团都编演新剧：1910年《箴膏起废》，1911年《影》(五幕剧)，1912年《华娥传》(八幕剧)，1913年《新少年》(八幕剧)、1914年《恩怨缘》(八幕剧)，1915年《一元钱》(七幕剧)，1916年《一念差》(六幕八场剧)、《醒》(中、英文，独幕剧)，1917年《反哺泪》(八幕剧，敬业乐群会演出)，1918年《新村正》(五幕剧)……到五四运动前夕，即“文明新戏时期”，南开新剧呈现出以下特点：

　　1.自己创作编写剧本。南开话剧直接运用欧美编演方法创编剧本，不选用日本创作或者日本改译欧美剧本，也不选用外国文学作品改编剧本。张伯苓倡导新剧，一开始就以身示范，自己创作剧目。并且为了培养学生的能力，组织师生合作创编剧本。他们吸收西方戏剧美学思想，每剧都分幕分场，不加唱词，摒弃了中国传统戏曲程式。初创期，由师生在新学年开学后，在一起讨论题材，编出情节、场次、人物列出幕表；然后派定饰演人员，再编写词句。演出时编写《说明书》或《详志》。

　　2.运用欧美时行的写实主义写作方法，选择本国、本民族现实生活题材，进行创作。这些剧作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上世纪初至五四运动前的社会状况：有的侧面反映了辛亥革命时革命军的状况及社会关系，如《华娥传》；有的揭露了封建官僚的腐败和社会中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的风气，如《一念差》；有的暴露封建豪绅勾结帝国主义逼迫乡村农民破产的现实，如《新村正》，描绘出二十世纪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图景。

　　3.南开剧作题材密切结合学校对青年学生进行爱国教育和品德教育的内容进行创编。南开剧作塑造了一系列青年知识分子形象。这里有全心全意无偿为辛亥革命军服务的护士华娥；有《新少年》中刻苦学习，学成归国从军，勇救被抢女子而隐名的韩有志和留学在国外建功而牺牲的高义；特别是《新村正》中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乡村改革中坚持斗争的崭新形象——李壮图，等等。

　　新剧团每年演剧都在新学年开学后筹备，临时编出剧本时间紧迫，内容和词句都不免潦草，表演临场发挥，演出质量自然受到影响。校长张伯苓鉴于这种状况也影响学校声誉，到1916年就决定在暑假期间开始编剧。他们还选择到条件比较好的天津南郊高庄进行编剧活动。

　　暑假开始，于7月9日，张伯苓亲自率领新剧团的骨干师生，有团长时子周先生、编纂部长尹劭询先生、演作部长伉乃如先生、布景部正副部长华午晴先生、周恩来君等，先生七人，学生四人，乘小火轮到高庄(位于海河边，今津南区辛庄镇境内)。该地“虽无名山胜景，而林木之幽深，民风之朴厚，亦足以悦目娱心”加上村内有“李氏私立小学堂”。这是天津早期建立的现代小学校之一，颇负盛名。他们就住在这所校舍里，约住五日，每人均编稿本三四个，经校长认可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尹劭询先生稿，一个是时子周先生稿。经大家商定用时子周先生稿，最初定名《叶中诚》五幕剧。周恩来等暑期参加编剧的人反复讨论修改四次，保留原稿的三四成，增删后形成初稿。

　　此时，校长的胞弟张彭春，自美返回南开，公举为新剧团副团长。他在美国倾心研究西方戏剧多年，在美国按照西方戏剧美学思想及编剧方法创作了《闯入者》(胡适译为《外侮》三幕剧)、《醒》(独幕剧)等多个剧本，带回天津，将“欧美现代所时行之写实剧，传布于吾校”(周恩来：《新剧筹备》《校风》第38期，1916年9月18日)。张彭春立即投入到新剧团指导、排演的工作。首先导排了《叶中诚》和《醒》。两剧计划在南开周年纪念日同时演出，经过彩排于10月9日试演。结果大家认为《醒》剧“寓意幽深，难以一时领悟”(周恩来：《一念差》内容详记，《敬业》第五期，1916年10月)暂先停演，而将《叶中诚》由五幕增为六幕。张彭春指导并参与增订工作。增订后于10月16日最后试演一次。校庆日专场演出，受到社会“各界的嘉许。索券者争先恐后，惟以限于地址，致遗向隅之憾”。因此为社会各界再演出一场，还应直隶各府参加第一区运动会的参赛代表及专程从北京赶来的清华师生专演一场，先后演出五场。

　　南开学校创办人，校董严范孙先生每次排演都来观看，并组织他的孙辈观看后一起讨论。他还邀请天津名教育家孙子文观看批评，请戏剧家林墨青一起商改该剧的词句。增订后的六幕剧，改定名为《一念差》。故事述清末候补道叶中诚，为争得粤海关监督一职，不惜偏信幕友蛊惑而将同道诬陷致死，叶中诚良心未泯，竟杀幕友后自杀，并遗书悔“一念之差”。

　　周恩来因届毕业，虽未参演该剧，但管幕及布景，并追记词句，整理为《〈一念差〉内容详记》，以“飞飞”笔名发表于《敬业》学报第五期上。

　　该剧演出后，脚本全文于1919年1月《春柳》戏剧杂志第二期起，三期连载。春柳社著名戏剧家涛痕在发表《一念差》脚本前加注：

　　吾国新剧之兴，当然以春柳社为嚆矢。其后，国内新剧团成立甚多。然较诸天津南开学校脚本而欲上之，亦殊不可多得。《一念差》一出，北京某坤班亦演之，惟加添唱词，已非新剧之原则，即鄙人所谓“过渡戏”也。兹以南开《一念差》脚本付梓，以飨嗜新剧诸君——涛痕。

　　在刊载剧本末尾又加简评：

　　新剧脚本，如此出所编之情节，文笔曲折，是足为近日中国新剧之杰作。

　　南开新剧团首演后，京津专业剧团多演出该剧。戏剧评论家涵庐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专文，认为《一念差》符合戏剧原理，是一出“写实主义中的问题主义的戏”，批评北京文明园(戏园)把《一念差》被他们“七污八糟的弄坏了”。

　　南开新剧团，在张伯苓和张彭春的倡导和组织下，开始建立剧本制度，实行排演以剧本为依据，不能任意发挥。1918年演出的《新村正》剧本也发表在《春柳》上。新剧团还将保留剧目《一元钱》追忆词句，编出脚本出版，作为本校和校外剧团演出之本，并且为我国早期话剧保存了难得的珍贵剧本。

　　张彭春从导演《一念差》开始明确了演剧中，专任布景、管幕、各幕照料、司铃、司衣、化装等的责任制。当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导演”的概念，但实际上已经初步实行并建立了导演制。

　　南开新剧团1916年自编演《一念差》起，初步实行的剧本制和导演制，在中国话剧史上具有开创意义。

　　张彭春通过增订和导排《一念差》和导排他在美国创作的《醒》剧，包括中、英文版，把西方戏剧美学思想和理念逐渐传给南开，使南开新剧团接受。他进而提出构思，引导师生一起创作了五幕剧《新村正》。《新村正》一剧，充分运用西方戏剧美学思想和典型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审视现实，抓住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封建主义势力同帝国主义相勾结，欺压农民，使之破产的事实，呈现在戏剧舞台上，为我国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吹起了响亮的号角，被称为“走在时代前边的作品”。“《新村正》的问世，宣告本世纪初以来，中国现代戏剧结束了它的萌芽期——文明新戏时期，而迈入了历史的新阶段，”“有划时代的意义”(陈白尘、董健主编：《中国现代戏剧史稿》，1989年，中国戏剧出版社)，这个新阶段应该是中国现代戏剧时代。张彭春作为戏剧编导艺术家、戏剧教育家，倾注了大量心血培养人才。他首先是善于发现人才。还在上个世纪20年代，他利用导演西方最具代表性的剧作家的作品：唯美主义戏剧家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挪威著名现实主义戏剧家易卜生的《国民公敌》、《娜拉》等大型剧目的排演，体会西方戏剧的精髓，来培育学生的表演才能；选择英国著名剧作家高尔斯华绥的多幕剧《争强》、法国十七世纪喜剧大师莫里哀的多幕剧《财狂》原著进行翻译、改编等来培养学生创作大型戏剧的才能，终于培养出了如杰出的戏剧大师曹禺这样的戏剧家。曹禺的《雷雨》，成为标志我国现代戏剧成熟期的代表作和里程碑。曹禺在《雷雨·序》末段说：“末了，我将这本戏献给我的导师张彭春先生，他是第一个启发我接近戏剧的人。”他的《雷雨》、《日出》、《北京人》成为我国戏剧的不朽之作，进入了世界戏剧之林。前一页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