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病人需要是我的幸福”

　　夏日炎炎，一个中年男子匆匆登上从北京开往山东的长途汽车。不料，在他预订的卧铺位上，躺着一位老人，怎么办？让病弱的老者让位，他不忍心；退票，换下一班车，他更不忍心，因为革命老区临沂那边的病人在等着他，人命关天哪！

　　那是1994年，去临沂的飞机没有，火车也不通，长途汽车是唯一的交通工具。

就这样，他在最后一排的座位上，整整颠簸了15个小时，准时到达目的地，及时为病人做了手术。

　　这个人，就是从法国留学归来、名闻遐迩的心脏内科专家吕树铮。

　　“不，我要回国，填补空白”

　　1990年4月，北京安贞医院住院总医师吕树铮，作为访问学者被医院领导派往法国鲁昂大学研修“心脏介入”。这是一门新兴的医疗学科和先进的医疗技术，在我国还是一项空白。

　　吕树铮到法国后，师从国际知名专家阿兰教授。他像着了魔似的，刻苦钻研，两个星期之后就上手术台当助手，3个月之后主刀。为了节省时间，他经常中午不吃饭，体重一下子减了20斤。即使因长期紧张焦虑，血压高到200，手术、学习一天也没有停。短短一年，他独立完成各种介入手术1000多例。

　　毕业了，他要按期回国，阿兰教授一听，急了：“你应该留下来！”吕树铮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我要回国，填补空白。”

　　“人生的乐趣在于创造”

　　回国后，吕树铮在引进冠脉介入手术方面不断地开拓创新。

　　1991年秋，他首先在国内独立完成了经桡动脉入路的冠脉手术，免除了患者术后平卧十几个小时的痛苦，住院时间由10天缩短为3天。1992年初，他首先在国内独立完成了急性心肌梗塞的直接介入手术，为病人最大限度地挽救了受损的心肌细胞。1993年底，他首先在国内独立完成了第一例冠脉支架植入手术。1994年夏，他首先在国内主攻左主干病变，使原来这一必须外科搭桥治疗的病变，也能在微创的情况下由内科介入完成。

　　从1994年至今，吕大夫做了400例左主干手术，病人没有一个死亡。继左主干之后，吕大夫又陆续攻克了慢性闭塞病变、复杂的分叉病变、多支小血管病变、桥血管病变等一个又一个课题，一道又一道难关。人们说他“专啃硬骨头”，他自己爱说：“人生的乐趣在于创造。”

　　“我喜欢做一名医生”

　　2000年春节，沈阳来电话告急：有一位病人，“要不马上动手术，活不到年初七”。大年初一，吕大夫急急飞赴沈阳，年初二为患者做了介入手术。病人转危为安。

　　2001年元旦，山东来电话求救：聊城有3个病人急需手术治疗。午夜，吕大夫上了一架单螺旋桨的小飞机，从青岛到济南，再乘车赶赴聊城。他凌晨3点半到达，睡了两个小时，8点开始手术，一天救活了3条命。

　　吕大夫的病人，80％是被别的医生宣布“无法治疗”的，每年平均1000多人，其中最大的91岁，最小的21岁。

　　2006年3月，一位患有多支血管慢性闭塞的病人，已被其他医院诊断为无法手术，可吕大夫以他精湛的医术，为患者进行了血运重建。病人醒来后激动地拉着他的手说：“您救了我一命，可怎么感谢您啊！”每当遇到这种场合，吕树铮就感到非常满足。他经常说：“我喜欢做一名医生。被病人需要是我的幸福！”

　　“能为病人省点就省点儿”

　　在吕大夫眼里，病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不仅拒收病人的“红包”，而且总是千方百计为病人节省医疗费用。

　　2006年6月，平谷一名青年农民突发心梗，病情复杂，按常规需要三根导丝、两根球囊。吕大夫知道病人经济困难，决定采用目前国际上最长的38毫米支架。支架越长，在通过病变时难度越大，如果用两个18毫米长的支架接起来，手术操作又快风险又小。可是，吕大夫仅用一根导丝和球囊，花了多两倍的时间，完成了手术。他对助手说：“能为病人省点儿就省点儿，一根导丝是他们一家全年的口粮啊！”

　　“活着就要活得有价值”

　　“介入”医生在手术时要借助放射线的引导，而吕大夫所做的手术往往是难度极大、耗时极长的疑难病例。因此，他接触放射线经常会超过国家防疫站规定的标准3倍以上，导致他本人的白细胞和血小板都不正常，双侧股骨头发生了无菌性坏死。从1995年起，吕树铮从医生变成了病人，腰、腿疼得难以入睡，即使吃了大剂量的止痛片也无济于事。

　　像吕大夫这样的残肢终身不宜负重，北京市防疫站多次提出让他终止手术。可是，看着病人渴盼的目光，他毫不犹豫地重新披挂上阵——穿上20斤重的铅衣，拄着双拐走进手术室，坐在高凳上为病人做手术，三四个小时下来，全身都湿透了。

　　很多人问他怕不怕死，他总是笑笑：人总有一死，但活着就要活得有价值。医生的价值就在于：为病人奉献一切，甚至献出生命！

　　“独木不成林”

　　在中国心脏介入领域，吕树铮是一棵大树。但是，他很清楚：“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从法国回来以后，他就加紧培养人才。吕大夫的足迹遍布全国300多家省、市、自治区医院，走到哪里，便在哪里播种。

　　除了完成繁重的医疗任务，吕树铮还抓紧分分秒秒，著书立说，主编和参与著书9部，发表论文170余篇。作为课题负责人或主要参与者，他承担了7项国家“十一五”及省市级课题和国际合作项目的研究。

　　从法国引进技术之初，我国每年平均只能做100余例介入手术，如今却达到每年平均10万多例。为了开拓这一片绿洲，“桃李满天下”的吕树铮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了公认的领军人物。

　　“在世界讲台上，我代表中国”

　　2005年秋天，吕树铮应邀飞赴意大利都灵，出席国际复杂介入治疗研讨会，并担任大会的副主席。在五六百名与会者中，有来自世界各国的著名专家、学者，他们有的半信半疑，有的压根儿就不相信：中国的介入手术真的已经达到如此高的水平了吗？他们要亲眼看看是真还是假。

　　只见吕树铮穿上铅衣，从容走上手术台。一位年近八旬的意大利老人静静地躺着，吕树铮娴熟地为他做着支架手术，一台非常复杂的多支病变手术在一个半小时内顺利完成。当吕教授回到会议大厅时，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不少外国专家纷纷上前主动递交名片，紧紧握手，有的伸出大拇指表示敬意。吕树铮已成为国际介入领域的顶尖人物之一。他说：“在世界讲台上，我代表中国。我为做一名中国人而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