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周日做客“东早文化讲堂”

　　中国作家创作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南京作家毕飞宇昨天在上海作协举办的第二期“城市文学讲坛”系列讲座中认为，作家们热衷于宏大叙事，忽视世态人情是其中一个顽疾。虽然讲座从头到底都在谈如何写作，但中间却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

当毕飞宇大声说：“任何时候，小说离开世态人情必死无疑。”在场的一位听众激动地大声鼓掌，这让正讲到兴头上的毕飞宇吓了一跳，“吓着我了，讲到哪儿了？我都忘了。”毕飞宇先从小说《高玉宝》中《半夜鸡叫》的片段说起，“高玉宝为什么用周扒皮学鸡叫这样一个细节表现地主的恶毒，这样一个处理恰恰反映了农村生活中一个重要主题———任何人做事都抹不开个面子，地主也不例外。”“世态人情就是中国人的基本生活状态，所以在我看来，小说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对中国人的世态人情的描写。”近几年来，对中国文学创作的争议从来没有中断过，如文化资源、思想性、人文性与世界性等这些被认为是中国文学中的重要问题，但在毕飞宇看来这都不是最为重要的，“个人认为，中国作家们对中国人生活中人情世故的忽视，才是对文字的真正伤害。”所以，“我们小说的问题不是写得太小，而是写得太大。”本次讲座的题目是《文学的拐杖》，虽然毕飞宇之前表示讲座将不限题目，但谈到“世态人情”这一文学元素的时候，毕飞宇认为，要使文字有生命力，“世态人情就是这样一副拐杖，虽然它很土，并不高科技。”因为在上海讲座的缘故，毕飞宇认为，张爱玲恰恰是最懂得人情世故的作家，“张爱玲的价值在哪？张爱玲之所以是张爱玲，就是因为她懂生活、懂人、懂这些非常世俗的人情关系。”但毕飞宇承认，他对中国文学的这一观点很可能会得到同行们的质疑和批判。关于曾被改编成电视剧的同名小说《青衣》，毕飞宇认为这次写作几乎是一次非常冒险的经历，“因为之前对戏曲一点都不了解，这是一个狂妄、仓促、不可思议的举动。”所以对现场读者质疑这部小说颇多漏洞表示同意，但毕飞宇认为，写小说不是比完美，不要对作品中的毛病太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