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农民自创生态农业模式负债数十万元(图)

杨国锋站在“桃江县国锋生态农业模式研究所”的牌子下仍然精神抖擞。

　　一个落魄的生态农业试验者

　　■上个世纪80年代，湖南桃江县红云村农民杨国锋自创了一种“生态农业模式”，这个模式很快被广为宣扬，杨国锋因此荣获了省劳动模范的称号。然而，参观人流涌来的同时烦恼也接踵而来，他背上了数十万元的债

　　■现在，轰动一时的“杨氏模式”已经衰败。尽管很多人不理解、不支持杨国锋，但他仍然像与风车搏斗的堂吉·诃德一样，无时不在地捍卫着他的“模式”，并力图东山再起

　　文图／长沙晚报首席记者 范亚湘 实习生 旷蝶

　　“杨氏模式”引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

　　对桃江县红云村52岁的农民杨国锋来说，他一生最不能忘记的就是1991年6月10日这一天。

　　“我们刚刚吃过中饭，十几辆小轿车开过来停到了我家门前，从车上走下来的大多是蓝眼睛、高鼻子的外国人。其实，早在两个月前县里就通知我，要我作好迎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考察的准备，但他们真的来了后，我心里还是特别紧张。”今年4月7日，杨国锋对记者说。

　　这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30多名官员在有关领导和专家的陪同下，实地考察“杨国锋生态农业示范园”的情况。“虽然他们讲的话我听不懂，但我从表情看出他们是很高兴的。考察团团长贾拉鲁定博士一直拉着我的手，叽里呱啦地竖着大拇指朝我说个不停。翻译告诉我：‘团长在夸你这个年轻人了不起，在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农村能够有这样一个模式，非常了不起，他说杨氏模式，属于世界’。”

　　其实，“杨氏模式”上个世纪80年代就已基本建成。“1980年底，我们这里开始分田到户。我家的山脚下有4亩冷浸田，这样的田不适合种植，谁都不愿意要。那时我是生产队队长，就只好自己受了。田分到手后，我把这些田进行改造：挖一口池塘，在池塘上砌一栋楼房；塘岸建一排猪栏，猪栏上建一层鸡圈，鸡粪落下来是猪食，猪粪汇拢排进建在旁边的沼气池；沼气渣排入鱼塘用来喂鱼，沼气除了用来照明和做饭外，还可以通宵达旦点在池塘上诱捕飞蛾，坠水的飞蛾又成了鱼的美食……”

　　1985年初，“杨国锋生态农业园”颇具规模——一口1．5亩水面的鱼塘，与鱼塘平行又高出鱼塘1米多的是两座沼气池，鱼塘的上方是一排20间的猪栏，猪栏的上面是鸡圈，而猪栏的上方便是杨国锋家的老屋宅基地，由于挖鱼塘时取出的泥土堆放在了这里，经过平整成了果树种植地。“果树—畜禽—沼气—鱼塘”，一幅“种—养—烧—排—喂”的自然生态农业循环的图景展现了出来。

　　这年开春后，杨国锋贷款2万元种上柑橘、板栗、葡萄和西瓜，全年养了3批猪，每批100头；养了3批鸡，每批500只；鱼塘里投入了草、鲢、鳙、鲤、鲫鱼和水鱼，立体混合放养……一年下来，除了还贷，净赚3万元！这在当时，简直称得上是奇迹！

　　“第一次点烧沼气灶煮饭炒菜时，全村好几百人围到我家看新鲜；第一批猪和鸡出栏时，我特地把第一头猪和第一只鸡披红挂彩，商贩和乡亲们一片欢呼，争着购买；第一网鱼打上来后，我给乡亲们一户送了一两条，他们都笑得合不拢嘴……”1986年，杨国锋作为惟一农民代表，出席了全国生态农业研讨会，并在会上专题介绍了建设“生态农业家庭模式”的体会。会后，农业部的官员和专家赶到桃江考察，认为“杨氏模式”是“家庭生态农业一种最好的模式”。

　　随后，杨国锋被选为村支书，先后被授予省、市、县的优秀共产党员、劳动模范、优秀人大代表和全国农村青年科技标兵等称号。接着就是从全国各地涌来了大批慕名取经者，“热闹的时候，我家里一次就摆过十多桌饭菜，睡过十多个人……最多的一天来了几千人，门前的马路上，停了大大小小200多台汽车，基本上把路都给堵住了。我每天介绍经验，介绍情况，有的时候自己连饭都顾不上吃。晚上，我得看信、回信，经常一看就是几十封。总之，我好像成了专职的‘接待员’，一天到晚忙得晕头转向……”

　　“生态农业专家”珠海碰壁打道回府

　　“生态农业模式就是以种植业为基础，养殖业为主导，沼气为纽带，以保护环境为核心。”老杨这样概括自己的“杨氏模式”。

　　杨国锋出名了，“杨氏模式”也在继续发酵。特别是东部沿海一些农业开发公司或基地，他们纷纷高薪邀请他去做“技术顾问”。1996年秋，广东珠海西部现代农业联合公司的老总驾车到了杨家，并将他接到珠海实地考察。经过考察，杨国锋感到珠海给出的“政策优惠，待遇诱人，前景广阔”，他动心了。

　　这年底，杨国锋来到了珠海，在珠海高新区内的珠海西部现代农业联合公司安下了家。他的身份已不再是农民，而是“生态农业专家”。1997年初，珠海市政府划出1500亩土地，作为“珠海市杨氏环保生态农业试验区”。珠海西部现代农业联合公司为这个项目投资1500万元，广东省政府从省长基金中特别拨款750万元专项扶持。

　　但是，珠海的生态农业模式并没有建成杨国锋理想的模样。“平心而论，我还是在珠海做了不少事的，两年多时间，我组织挖了4口10亩水面的大鱼塘，每口塘里分别立体放养着不同的鱼；10座各100立方米的大型沼气池，所产沼气除了供应基地生产生活所用外，还带动了2台45千瓦的发电机组，满足了饲料加工所需的电能；1万头良种猪同时入栏，每年可出栏3批……”

　　到了1998年底，杨国锋产生了卷起铺盖回到家乡的想法。“珠海没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搞项目，一是需要资金，没有资金是很困难的；二是需要人才，光有资金没有人才，没有很好的人去运作那也是不行的。我在珠海时是公司的书记兼部门经理，干预不了资金的运作……我缺乏资金，那些项目怎么能够实现？再说，这一年湖南遭遇了特大的洪水，我从电视里看到那些受灾的场面就心痛，要知道，洪水的形成与人为的破坏生态环境不无关系，但我的‘杨氏模式’却能够很好地解决人与生态的关系，与其在珠海顶着个‘生态农业专家’的头衔做不了什么事情，还不如回到家乡去发展好！”

　　给中央写报告争取支持

　　1999年10月，杨国锋一家人从珠海返回了家乡。

　　令杨国锋始料未及的是，家乡的状况与他赴珠海前已大不一样了。不但自己的那个“生态农业园”已荒芜，乡亲们也提不起这方面的兴趣了。“村子里的年轻人大多跑到外面打工去了，‘生态农业’没人弄也没法弄了。”

　　而在杨国锋的心中，“杨氏模式”仍是至上的。他在村子里走东家串西家，“我苦口婆心地宣讲‘生态农业’的好处、意义和前景，可乡亲们连听都不想听。”杨国锋说得多了，有的村民就说：“都什么年代了，你还说这个？”更有不给面子的村民在听了他的话后讽刺说：“你杨国锋搞‘生态农业’欠了一屁股的账，还来动员我们搞，是不是想害我们啊？”

　　的确，杨国锋在经济上早已是危机四伏。“我一年就3万元左右的收入，凡是来参观的我得想办法给他们解决吃和住，政府没给我拨款，那些来的又大都是农民，有的说是卖了家里的牛来的，有的说是借了钱来的……我手头没有钱，就只好想办法去找亲戚朋友借，日积月累，用于接待的费用就达到了20多万元。我从珠海回来后，要钱的也跟着上门来了。”

　　杨国锋回到家乡后仍有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前来。“有一次省里的专家到我这里来考察，我自己派车去接，考察完了以后给每人送了一个‘红包’，两天下来，花了8000多元……我好不容易借点钱来想重新发展，又只好花在招待上。”这样疲于应付，杨国锋不但没有再现当年“杨氏模式“的红火，反令自己的债务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我借的这些钱都是要付利息的，到了现在，本息加起来我已经欠下了40多万元的债务。”

　　说到这些，杨国锋不由流露出沮丧：“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尽头，按道理来讲，不应该是这样。这么好的项目，为什么就没有人来支持？现在，我常常在夜晚被恶梦惊醒……但是，我这个样子难道只是我个人的悲哀吗？”

　　后来，他只好婉言谢绝那些参观者。不过，现在到了杨家也的确没什么可看的了。曾经漂亮的楼房墙壁已经脱落，鱼塘由于年久失修渗水严重，只是“喂了将近2000尾鱼”，四周杂草丛生，至于当年村民们当作“西洋景”看的沼气，“就连我们家已有好几年没烧了。”杨家屋后那一排低矮的猪圈内，还喂着几十头良种小猪，只要一有人走近，它们就立刻撒起欢。

　　就在记者前去采访这天，杨国锋正伏案写着一份“关于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的报告”。“我并不认为‘杨氏模式’就过时了，我要把这个‘报告’写好后寄给中央。我仔细计算过，要把这个项目进行改造，重新做出影响至少需要100万元资金，但是，现在我已经实在是再也借不到钱了，银行也不给贷款，我只好向上面反映，争取上面的支持……有了我这个示范基地后，再通过成立‘杨国锋生态农业模式推广协会’的办法在每一个省建立一个样榜，这样，外地的农民就不用远道而来我这里参观了……我认为上面一定会支持的，树立这样一个好典型，发展这样一个好项目，政府的支持也不完全是在支持我杨国锋一个人啊，而是在支持一个事业，一个农村的发展方向。”

　　杨国锋描绘了这样一幅新景：先以红云村为中心，建立一个5000亩的生态农业基地，作为全省的一个大型示范基地；开发建设成功后，用3至5年的时间，在桃江县推广，然后再用10年左右的时间在湖南全省推广，一举把湖南建成全国第一个“生态省”。他为此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拟出了一份厚厚的《桃江县红云村生态农业工程产业化开发规划》。2005年底，杨国锋将这幅“新景”邮寄了出去，希望得到重视和立项。“现在已经过去快一年半了，我没有接到关于这个‘规划’的任何回应。”老杨一脸无奈地说。

　　(三言二拍)他还是了不起

　　●范亚湘

　　我是一路打听摸着去采访杨国锋的。事先，我并没有和他取得任何联系，当我们出现在他家大门口时，他有些意外，同时也有些兴奋。虽说是第一次见面，但我们却没有半点陌生感。

　　平心而论，“杨氏模式”的确对农村的生态环境保护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特别是在居住相对分散的农村来说，它不但可以解决农民生活、生产的部分燃料问题，而且还可以给农民带来经济效益。即使所产生的效益有个过程，但从长远来看，还是十分显著的。所以，当听到杨国锋说“杨氏模式”并未过时这句话时，我很认真地投去了赞同的目光。

　　然而，我不得不说的就是，我觉得“杨氏模式”在农村并不适合大规模的推广。现阶段，绝大多数农民还仅仅只是解决了温饱的问题，而要建成像“杨氏模式”那样一个生态农业园，农民还尚未有那样的财力和物力。可以这样说，“杨氏模式”虽然代表了农村的发展方向，但要使整个村、整个县乃至整个省都实现，恐怕不是一时半载的事。在采访时，杨国锋伤感地说：“不是我‘杨氏模式’落后了，而是现在有许多农民的思想跟不上来。”其实，农民何止是跟不上杨国锋？农村要发展，但决不能脱离实际。

　　与此同时，我觉得社会还应该来好好反省一下杨国锋的现状。当初，他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一般农民的路子，的确难能可贵。我们在肯定他的同时，如果能够进行有效的引导，而不是一味地甚至是无限地放大，那他今天的日子一定要好过得多。杨国锋始终认为发展生态农业是他的责任，其实，作为一个普通农民，他何责任之有？

　　长期以来，社会对于小人物赋予了太多的责任，以致很多人认为好像自己不将某一件事情进行到底就对不起社会。农民杨国锋身上的担子本不应该这样沉重的，是那些不负责任的舆论在左右着他，是那些头脑发热的决策者在指挥着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说他垮了，那他是垮在了一片叫好声中。

　　杨国锋是一个了不起的农民，但他是一个失败的农民。他的失败就在于他至今还未明白自己身上所要承担的责任，他的失败就在于他并没有学会、也没有人告诉他如何与政府与媒体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