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英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历史如沧浪之水,浪花淘尽,方能留得真金;然而历史又太宏大、太浩繁,所以它会省略掉每个人生命历程的一切细节和感情色彩。
韩德培教授,在他的人生之路上,已经进入了第九十七个春秋。他没有歌星那么显赫,也没有英雄那么光荣,他藏身于《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漫长的一生化作十几行介绍性文字。“三十初度正峥嵘,远渡重洋兴冲冲。而今已届耄耋年,家国犹在兴建中。”韩德培的自题诗给他的一生作了最好的注脚。
风华正茂远渡重洋
1939年,28岁的韩德培赴英国攻读研究生,后因故改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研究国际私法。风华正茂的他发愤扬起青春之剑,读硕士学位时就用流利的英语写下了《国际私法中的实质与程序问题》。他的导师、著名法学家汉考克为之发出了衷心赞叹,竟然一个字未改就通过了,他获得法学硕士学位;转入美国哈佛大学后,他利用这个世界第一流法学图书馆,继续从事国际私法、国际公法与法理学的研究。在这里,他先后写出了评介法国狄骥的社会连带关系说,奥地利凯尔森的纯粹法学,美国庞德的社会学派说等论文,这些论文引起了美国法学界人士的注目。
韩德培在哈佛大学图书馆读过英文版的《新民主主义论》,也读过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资本论》(第一卷)以及《马克思传》等书,经常和一些进步留学生一起讨论着中国的未来,他曾说过:“我渴望中国早日变成一个法制昌明的强国,免受列强欺侮。”“我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这就是他深埋于心中的夙愿。
此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董必武到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会议,韩德培向这位留学日本学过政法的长者写去一信,请教法学研究如何才能有利于未来的中国,几天后董老就给他写来了回信,鼓励他说,法学研究一定要联系中国的实际。至今,每当韩老回忆起此事,他总感到无限崇敬。
在哈佛大学的最后几日里,韩德培站在校门口———站在校园与社会的交界点上,站在不同命运的岔路口上。是去联合国做事,还是应国内著名学者、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教授之聘,去武汉大学法律系当教授执教,韩德培毅然选择了后者———“回祖国去!”
韩德培回国后,武汉还是国统区。那时候有人称珞珈山是“小解放区”。武汉特种刑事法庭拘捕了武汉大学的进步学生,韩德培作为教授会的代表昂然走进了刀枪林立的汉口警备司令部,用他雄辩口才为学生辩护。
韩德培胜利了,但心里却很难过———因为特讯庭长就是武汉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他意识到他的讲义并不能改变中国的现状。一个真正的法制社会,应该是由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来立法的社会。他悄悄对被释放的学生说:“到解放区去吧!”
守志善道穷究学理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韩德培除继续担任武汉大学法律系教授、系主任外,还出任武汉大学校委会常委兼副秘书长、副教务长、教授会主席等职务。
历史一个浪涌,把韩老涌向了中国历史上那段痛苦的时期……尽管如此,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他还坚持在沙洋培训中学任教,翻译联合国文件等。83元的资料员工资,他一拿就是20年,全家仅靠它过着拮据的生活。即便如此,他仍精心组织英语专业本科“听说领先”的教改实验。
“文革”过后,韩德培重新回到法律界。武汉大学要恢复法律系———校长把这副重担交给了韩德培。老伴儿不希望韩老再任职,只是希望他教教书,带带孙子,过一个再也没有惊悸再也没有冷漠再也没有饥饿再也没有屈辱再也没有分离的晚年。可是,他只向老伴儿说了一句:“我情况熟,给年轻人把架子搭起来吧。”1980年9月5日,是武汉大学新生报到日,也是韩老复出后最值得庆祝的日子。“欢迎您,未来的法学家!”20多年来这副条幅首次在武汉大学迎新站高高挂起。
在一个春日里共和国用电波召唤韩德培的名字———
国家因财力所限,决定对国民经济计划进行调整,准备终止已签订的几个重点工程项目合同,这引起了和两个发达国家关于五个大型成套设备进口合同的经济纠纷。依此,中国可能会蒙受几十亿美元的损失!
他在招待所里夜以继日地和周子亚教授、李双元副教授翻阅了一尺多厚的合同书。一份6000多字的《咨询报告》似锋铮利剑灿然出鞘。《报告》引用罗马法古老原则和英美法系判例以及两外国公司所在国的民法典所进行的有力有节有理有据的论证导致奇迹发生,《报告》为国家挽回了几十亿美元的损失!
1980年,他率领我国法学家代表团,第一次参加在荷兰召开的国际法律科学大会第二届会议,作了《中国正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学术报告。针对台湾代表有关“两个中国”的问题的发言,他当即以流利的英语作了严正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世界公认的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博得了许多国家代表的热烈支持,并受到我国外交部和高教部的赞扬。
1988年,我国某海运局的船舶因为与外轮碰撞发生纠纷,正在我国法院审理,而外方当事人申请在意大利扣押我国另一船舶。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金鹰一号”案。韩德培对此案进行了多层次、多侧面的分析,为我国法院处理此类案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与依据。
韩老的晚年已成为他生命的“华彩乐章”。他的生命之树结满了秋天的果实。在他主持下,武大法学院建起了中国高等院校第一所国际法研究所,建起了亚洲第一所环境法研究所。他首先提出了“区际冲突”的新概念,用于解决香港、澳门、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这种“一国两制三地四法域”的法律冲突问题。韩老的学术影响力早已超越国界,他多次出国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和讲学,先后被选为国际环境和自然保护联合会、环境政策与管理专门委员会委员,世界城市与区域计划学会理事,纪念埃德加·斯诺基金会委员会委员等。
他在辛亥革命的枪声中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将近生活了十分之九个世纪。动乱夺走了他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他却并不为此而伤悲。他的生命用另一种形式得到了延伸———年轻的门生一批又一批地涌来,汲取了知识和才情又像蒲公英一样飞向千山万水,成为共和国法律的卫士和理性的眼睛。连绵不断的梯队在接力、在冲刺,他带出了中国第一个法学女博士和成批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对此,他感到无限欣慰,他总是这样说:我要追回青春和我所失去的岁月,为我们的国家多做一些事情!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此时的他“不用扬鞭自奋蹄”。暮霭中他伏身书案,微弓着背,像一个奔马上的老骑手,钢笔在桌面上敲出马蹄一样的声响。
夕阳,它最后的燃烧、最后的喷射,给韩老的生活涂抹上了金子一样的光芒。(作者系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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