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法学前沿”

　　喻中

　　在一些法学刊物上，常常可以看到“理论前沿”之类的栏目；在一些法学院校的研究生培养方案中，一般都会包含一门叫做“前沿讲座”的课程；最近几年，法律出版社还出过一份“以书代刊”形式的连续出版物，干脆就取名叫“法学前沿”……等等之类的学术现象，其实都表达了法学界的一个共同旨趣，那就是对于“法学前沿理论”的期待。

正是在这样的期待中，我发现了一个值得探讨的“原问题”：“法学前沿”到底是什么？法学界一直都在苦苦期盼的“法学前沿”，到底长着一张什么样的脸孔？倘若真正的“法学前沿”已经降临，我们一定能够及时地拍手欢迎吗？倘若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一个戴着“法学前沿”面具的乔装打扮者，我们一定能够免遭蒙蔽吗？我们到哪里去找一双识别“法学前沿”的慧眼？这些疑问，其实都可以归结为一点：何谓“法学前沿”？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从它的对立面开始。让我们以列举的方式，来讨论“法学前沿”的若干近邻。

　　首先，汉译法学作品不一定就是法学前沿。一部异域的法学经典，在某种特定的法学传统中，也许承担着重要的功能，甚至支撑着某种法学叙事、支配着某种法学话语，但是，把它搬到中国来，就不一定具有相似的解释能力。

　　打个比方吧，就像朱熹的作品，虽然在数百年间，一直支配着中国主流的理论逻辑，但把它译成英语，推至当代美国，就很难成为引领美国哲学界的“前沿理论”。

　　其次，对本国新近发生的法律事件进行调查与分析，也不一定就是法学前沿。譬如，某女士追求某歌星，旷日持久，弄得家破人亡，这样的事件极具新闻性，得到了多家媒体的热捧；由于其中牵涉到人命，就让这样的事件可能具有某种法律意义。然而，报道或分析这样的事件，称得上是法学前沿吗？显然不能。同理，法学界对于众多新鲜的法律事件或案件的评说，相当部分其实属于“新闻点击”或“深度报道”，不能算是法学前沿。

　　再次，挖掘、利用了新材料，也不一定能够成就一种前沿理论。譬如，中国古代的乡村社会有厌讼的倾向，这是一个获得了广泛共识的结论。假如有人找到了一些新出土的古代契约或文书，上面记载了乡民们如何厌讼。即使有学者依靠这些新材料，重新论证了“传统中国社会有厌讼倾向”这样一个命题，也不足以构成一种“法学前沿”。因为，这样的论证虽然包含了新材料，但它仅仅是一个流行命题的一个支持性论据，并没有起到引领法学理论的功能。

　　此外，有了“新论证”未必是“法学前沿”，因为“新论证”是一个模糊的说法，到底何为“新论证”，难以找到一个严格的标准；有了“新结论”也未必是“法学前沿”，因为“新结论”可能就是游说无根的“海客谈瀛洲，烟波微茫信难求”……

　　既然这些看似新颖的法学话语都不能等同于法学前沿，那么，法学前沿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法学前沿的实质要件，是对人类秩序作出了新的揭示，使人看到了人类秩序中尚不为人所知的奥秘。

　　法学不同于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的地方就在于：宽泛意义上的法律乃是规矩，有规矩才有方圆，有法律才有井然有序的人类社会。如果不能把千差万别、纷繁复杂的人类活动给予分门别类的归类整理，人类创制的法律就难以妥帖地满足有序生活的需要。

　　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学研究的实质就在于探寻人类社会的秩序。

　　虽然，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有一些法律承担着规范人类秩序的功能，但是，已有的法律不可能时时、处处地回应人类对于秩序的需要。

　　“你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句话告诉我们，由于人类生活的流动性、变化性，人类生活的秩序总是处于不断变换的过程中，这就需要通过法学家的观察与研究，不断地揭示新的秩序形态，并提炼出这些秩序形态背后的规则———这既是人类生活和谐有序的根本保障，也是法律发展的重要支撑。因此，所谓法学前沿，实际上就是对人类生活中不断涌现的新秩序加以揭示、反映、提炼。

　　其次，为了揭示新的人类秩序，就需要引入新的观察视角、新的研究方法、新的分析技术。这几个方面的“新”，可以概括为“新范式”。

　　这种新的法学研究范式，可以视为法学前沿的形式要件。换言之，在理论探索的过程中，如果发现了一种新的法学研究范式，也可以称之为法学前沿———按照库恩的说法，这样的法学前沿也可以称之为法学研究的范式革命。这种范式革命的意义在于，由于找到了新的研究范式，人们可以洞察到以前被忽略了的法律侧面、法律维度，它对于人们认识秩序、认识法律提供了新的通道或路径。依靠新的研究范式，甚至还可能转换人们关于法律的思维方式，并由此而看到一个全新的秩序世界与法律世界。可见，新范式虽然不能对人类秩序给予直接的反映，但它是发现新秩序的催生剂、助产士。

　　再次，一种法学理论，如果在既有的理论边界上拓展了新的研究空间，也可以称之为法学前沿。

　　在英文中，前沿(frontier)也有边界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学前沿意味着在已有的法学疆域之外，向着未知的世界又走出了一步。在法学史上，这种突破边界的理论活动，常常可以扩张法学研究的世界。譬如，以人的性别为基础展开的法学研究，突显了男女两性之间的冲突与合作关系，拓展了法学研究的空间，造就了西方的女性主义法学以及中国初露端倪的性别法学理论；以人的种族属性、种族差异为基础而展开的种族批判法学，也为法学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地。在当代中国，要拓展法学研究的空间，实际上也面临着多方面的可能性。譬如，以城乡居民的不同身份为基础，以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各自的权利义务为依据，就可以展开城乡关系的法律问题研究，等等。

　　最后，西方法学文献的汉译、本国新近法律现象的评论、新材料及新论证的运用，等等之类的学术活动，倘若确实有助于揭示人类生活的新秩序、有助于创造新的研究范式、有助于拓展新的法学空间，似乎也可宽泛地归属于法学理论的前沿。（作者系重庆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