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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看《牡丹亭》里姹紫嫣红(组图)

记者与白先勇合影

  5月11日,近年来引起关注的昆曲“青春版《牡丹亭》”将在京进行第一百场演出。近日,该剧制作人、旅美作家白先勇抵达北京,为演出打前站。4月8日,在北京展览馆宾馆的大堂酒吧,白先勇接受了本报的独家专访。

  美国人感动得直哭

  “青春版《牡丹亭》”的首演还要追溯到2004年4月29日,台北。此前,白先勇担纲制作的这部昆剧经过不断宣传,已是尽人皆知。演出前的街道上,到处都是该剧的剧照和海报,最大的一幅竟有几十米。
当地主流媒体《联合报》破例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首演的消息,并配发了剧照,是当地新闻界几十年未有的事情。

  一出传统昆剧,为何得到媒体、社会这般关注?除了白先勇的名人效应之外,剧本的大幅更动、青春元素进入传统戏曲、诸多文化精英的倾力打造也是原因。“青春版《牡丹亭》”将原来的55折本改为27折,将《拾画》等过场戏改为长达30分钟的重头戏,为此白先勇等人花费5个月时间揣摩剧本;同时,该剧起用了苏州昆剧院两位年轻的演员担任主角,在舞美、服装设计等诸多元素上采用现代化的手法;白先勇特意请来了老一辈昆曲名家——“巾生魁首”汪世瑜、“旦角祭酒”张继青跨省跨团指导演员,首开昆曲界的先例,其间他动用十几年的交情,花费几个月时间苦劝两位前辈破例收男女主角为徒,手把手传艺,下了大工夫。

  首演前,剧组中的所有人都紧张到极点,尤以白先勇为甚。他知道,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演出,是一场事关昆曲前途的决战,不容有失。然而当第一本演完之后,全场观众起立喝彩,长达十余分钟的掌声告诉白先勇:成功了。

  “青春版《牡丹亭》”一炮而红,轰动宝岛,之后开始在苏州、北京、天津等地巡演,场场爆满,所到之处无不刮起昆曲旋风,沉睡已久的传统艺术再度成为焦点。去年,它更是走出国门,前往美国加州巡演月余,令大洋彼岸惊呼:这是继梅兰芳1929年访美后,中国戏曲带来的又一次轰动。而这一切,出乎白先勇当初的预料。

  快 报:当初您曾预料到这出戏会这么火吗?

  白先勇:没有。原来我想,最好的情况也就是演二三十场。没想到去了那么多地方演了99场,场场爆满。更难得的是连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这些名校都去了,场面激动人心——能让现在的大学生坐在那里九个钟头很不容易,听流行歌曲也做不到啊。

  快 报:在台北首演之前,您紧张到什么程度?

  白先勇:心里完全没底。内地的好昆曲班子,几乎都到台北演出过,那里的观众很懂昆曲,也很挑剔,对《牡丹亭》更是熟得很,很多人都会唱。首演是在容纳1500人的大剧场,坐得满满的。平时演员们都是在很小的剧场演出,没有什么舞台经验,谁知道会出什么状况?但他们很争气。第一本唱完后观众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我在台北看了那么多演出,从未见过那种场面。

  快 报:在美国巡演时,美国人能听懂吗?

  白先勇:有英文字幕。况且这出戏的核心是“情”,这是普世的东西,有的美国人感动得直哭。我们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演的第一场,演完后观众也是鼓了十几分钟的掌。他们觉得戏中的舞蹈身段、水袖动作、服装设计美得不得了,音乐也很优雅。有的观众从北加州一直追着我们看。明年伦敦会举办一个中国文化节,那边的剧场和经纪公司特地派人到美国看了演出,之后决定邀请我们去英国,然后我们还会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演出。

  快 报:您形容两位主角的演出“任重道远几乎攸关昆曲前途成败的命运”,为什么这么说?

  白先勇:你想想看,我们集这么多的力量,动用这么多文化精英,宣传这么大,打造了一年,如果演出来不成功,救不了昆曲,这有多么严重?所以我们是孤注一掷地来做它。

  快 报:劝汪、张两位前辈破例正式收徒,看起来是件很难办的事,您为什么坚持这么做?

  白先勇:现在昆曲界已经没有收徒的规矩,他们原来只是想指导一下就算了。但我要两个主角行跪拜古礼,入师门。因为老师把你收纳之后,就要完全地负责。这很管用的(笑),之后他们确实是倾囊相授了。昆曲这种艺术是手把手教的,不可能通过上大课来教。我这也是孤注一掷。两个小朋友也挺争气,现在在台上多少算个角儿了。他们的压力很大,99场演下来,功夫就磨出来了,舞台经验也不一般,同年龄的人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快 报:较之传统,这部昆剧有很多大改动,您认为这是一次“革命”还是“改良”?

  白先勇:我们的大原则是尊重古典而不因循古典,利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昆曲是流传了五百多年的老剧种,有完整、复杂、精确的美学形式,比如它的唱腔、水袖动作是不好乱“动”的。但我们可以在传统的基础上加入现代舞台因素,去衬托它,而不是干扰它。

  快 报:做了这么多改动,有没有听到过反对的声音?

  白先勇:有的人说演员太年轻了,不如让老师傅来演。确实,年轻演员要想达到张、汪等前辈的那种精湛水准,还得等上50年,但这是不公平的,这些前辈当年也是年轻人啊。梅兰芳他们二十多岁的时候就红了,为什么现在的年轻演员就不能出头呢?还有人说,这部剧之所以能够推广是因为名人效应。没错,是白先勇在宣传,很多观众也确实是我的读者。但是这部剧分三天才演完,第一天可以靠宣传,第二天、第三天还是要靠戏本身吧。戏不好的话,名人效应就会产生反效果,不信你让北大、南开的学生坐9个小时试试看?

  快报:《联合报》的编辑王盛弘曾评价您“既具古典的光泽,又有新时代的精彩,如旧又如新,白先勇总也不老”。这种性格是不是影响了您制作《牡丹亭》的态度?

  白先勇:我想是的。我在美国住了四十几年,教了29年书,西方的东西看得不少,回过头来再看自己的文化,会有比较。我们也有很美、很了不起的东西,我希望把它们发扬出来、介绍出去。

  梅兰芳的“启蒙”

  幼年时的白先勇曾得过严重的肺病,当时家里人都躲着他,只有一位叫老央的厨子常常给他讲故事。《薛仁贵东征》《隋唐演义》那些故事开启了他的古典阅读之门。

  但他首次接触《牡丹亭》,却是在1947年的上海。抗战胜利后梅兰芳从香港回到上海,在美琪大戏院举行首次演出,当时的票价甚至被炒到一根金条那么高。有人给白家送了几张票,白先勇便去看戏了。当时梅兰芳和俞振飞合演了《牡丹亭》中的《游园惊梦》,给白先勇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从此与昆曲结缘。

  上中学时,白先勇读到了汤显祖的剧本,对《牡丹亭》深深着迷。到了1983年,他把自己的小说《游园惊梦》搬上舞台。在这部讲述昆曲名伶的戏中,白先勇加入了昆曲表演,这是他第一次担任昆曲“制作人”,也从此走上了为昆曲摇旗呐喊之路。

  快 报:1947年的那场演出,究竟是名家的表演使您产生触动,还是昆曲本身?

  白先勇:两位的表演当然是大师级的。我那时还小,不是很懂戏,但小孩子对音乐、舞蹈那些很美的东西是很敏感的。

  快 报:后来您还常看《牡丹亭》吗?

  白先勇:在台湾时只能偶尔看折子戏。梅兰芳的《牡丹亭》录有唱片,我常听那个。真正大量看昆曲表演,是上世纪80年代回到大陆以后。

  快 报:您第一次制作的《牡丹亭》什么样?

  白先勇:那时我们把舞台设计成黑颜色,地毯什么的都是黑的。服装用白底绣花。传统昆曲很少用黑色地毯,一般都是大红大绿的。那时就引入了比较现代的观念。

  快 报:当时昆曲被冷落到什么地步?

  白先勇:气若游丝。台湾缺少剧团来演出,而内地的剧团缺少演出的机会。

  “中国大学生都应该以不看昆曲为耻!”

  余秋雨曾说:“以往的《牡丹亭》均为‘在秋天里回顾春天’。”而“青春版《牡丹亭》”是“在春天里回顾春天”。2003年,苏州昆剧院的俞玖林和沈丰英被选中出演该剧的男女主角。这对金童玉女为“春天”定下色调,一切创作围绕着青春的气息展开,“青春版”的完整构思就此成形。白先勇说,这部戏排成后,余秋雨和马兰夫妇曾看过,结果余秋雨爱上了“杜丽娘”,而马兰爱上了“柳梦梅”。马兰更是把这部戏看了两次,并给了很多戏曲方面的意见。

  1987年,一次在南京观看张继青的演出时,戏剧界前辈陈白尘和白先勇一同到场。两人谈起昆曲受到的冷遇,陈白尘愤慨异常:“中国大学生都应该以不看昆曲为耻!”白先勇说这句话给了他很大触动。在他看来,因文化修养的缘故,大学生该是昆曲“最重要的观众群”,但目下他们恰恰缺少这种修养。

  是学生们没有兴趣吗?巡演中的热烈反响否定了这个答案。“青春版”的一大特点,就是不断进入学校演出。从苏州大学到北京大学,再到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甚至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看过这部昆曲的大学生难以计数。白先勇甚至已开始向中学生推广昆曲《牡丹亭》,效果也非常之好。他说,一次一位校长带队包了几辆大巴,带着学生们去看昆曲。孩子们高兴得不得了。

  快 报:您怎么理解余秋雨的那句话?

  白先勇:这主要说的是演员。看一个五六十岁的演员扮演一个少女,如何捕捉她的神采,不是那些刚入门的观众能理解的,对一般的青年观众来说尤其困难。年轻的观众一定要由年轻的演员来吸引。

  快 报:我看媒体形容大学生对这出戏的反应时,“狂热”这个词常被用到,您见过最狂热的场面是什么样的?

  白先勇:就是在天津南开大学演出那次。哎哟……演完之后已经十一点多了,学生们还不肯走,全都涌到前台,像追歌星一样拍照,把两个主演当成了偶像。那几天都是七点钟开场,因为不对号入座,所以四点多钟时学生们就挤进去了,有的带着两个馒头,不肯走,就为了抢个好位子。对现在的大学生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

  快 报:您试图利用现代元素让它和大众接轨,却又一直强调它是小众的,这是不是很矛盾?

  白先勇: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才会接受昆曲,因为它的曲词不像其他地方戏那样容易懂,很高雅。对喜爱昆曲的观众我们当然大大欢迎,但大学生的确是最重要的观众群。现在的大学生很缺乏传统文化底蕴。我一直大声疾呼应该开昆曲欣赏课。为什么学生们在学校可以赏析莫扎特、海顿,却不可以同时欣赏中国传统戏曲呢?

  快 报:是不是缺少这方面的师资?

  白先勇:师资也是要训练出来的。你不去培养老师,怎么教学生呢?

  快 报: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

  白先勇:西方文化的影响使我们失去了对本土文化的自信。我觉得这部剧就恢复了这种自信。曾有个学生看过戏后很严肃地跟我说,作为中国人他觉得很骄傲。在美国,那些华侨看得都哭起来了,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国家的艺术受到了西方人的尊重。这种民族自信要恢复。我想如果在学校开设昆曲欣赏课,请昆曲演员当场示范演出,学生们的兴趣会很高的。

  快 报:您认为,保护和发展传统文化应该把传统文化的教育纳入教育系统,在这方面您有没有准备做一些事情?

  白先勇:我一直在向教育部提议,但是要层层上报,很麻烦的。要他们认可是不容易的。我希望能在重点大学里开设昆曲欣赏课,这样才能给学生们导读,让他们知道昆曲怎么回事,这是第一步。现在香港大学马上要成立昆曲研究发展中心,邀请我去规划。我希望它能成为一个“中心”,让各地的研究者都到这里来。我们会在那成立图书馆,把所有文件、影像资料放进去,而且要安排示范演出、讲学演出。来北京之前,我们把杭州大剧院租了下来,用五台高清摄影机花十几天工夫制作了舞台版的DVD,这是一个永远的资料。像汪世瑜、张继青这些前辈的影像资料也要录下来,希望香港那个中心能系统地做下去。

  快 报:您是不是认为社会用一种很随意的态度低估了年轻人对传统的热衷?

  白先勇:没错。我刚开始做这件事时,很多人是存疑的:九个钟头的昆曲,有人看吗?但是我们证明给他们看了。

  快 报:您觉得是什么原因使社会有这种错觉?

  白先勇:有历史原因,“文革”的时候对传统有很大破坏,现在想一下子恢复,不是那么容易。此外,传统的东西制作要精美,才能吸引人。现在大学生的眼界很高,电视光碟看了那么多,对粗制滥造的东西就不会接受,所以搞传统一定要想到现代的审美观是怎样的。

  我还是个作家

  很多人最初知道白先勇,是源于三毛的作品。实际上正是白先勇发现了三毛这个文学奇才。当时,画家顾福生对白先勇说,自己有个学生,画画没有什么天分,但文章写得很好,能不能给她指导一下。随后给白先勇转来几篇文章。白先勇将其中的《惑》发表在《现代文学》上,三毛便从此走上了文学道路。

  《现代文学》曾影响了一批作家和读者,文学上的贡献不可忽视。而白先勇亦笔耕不辍,《玉卿嫂》等名作先后发表。及至《孽子》《纽约客》《台北人》等作品问世后,其作品早已倾倒海内外无数读者。他常说:“我写作,因为我希望将人类心灵中无言的痛楚转变成文字。”几十年过去,此情未变。

  “作为读者,我最关心的是他的作品。但是在题目为‘昆曲和中国古典艺术’的演讲会上,我没敢提出对作品的看法和问题,那个会场上大家也都是在围绕着昆曲提问。但是我心里一直奇怪的是,难道真的没有人想对白先勇的作品提出看法吗?还是大家都在尽量地照顾着演讲的题目?这个时候,我感到了个人崇拜的力量,但是同时也憎恨着这种力量,因为喜欢白先勇,所以他的兴趣也变成了我的兴趣……”

  这是一位网友在见到白先勇后写下的文章,其中不无幽怨之意。确实,在很多人眼中,几年来他已经成了一位“昆曲推广者”,作家的身份似乎被淡化了。谈起昆曲,白先勇总是滔滔不绝,而谈起文学,他似乎总是寡言少语。

  快 报:“昆曲推广者”和作家,您更看重哪一个身份?

  白先勇:当然还是作家。写作是我一生的志愿。但昆曲的推广非要我出来讲不可。作家是不会出来讲自己的作品的。

  快 报:您今年整整70岁了,如果不制作《牡丹亭》的话,您觉得自己还有精力创作吗?

  白先勇:这两年写的东西很少,所以我常说,我应该回到我的本行去。时间对我来说很重要。希望他们(昆曲)有所成之后,我可以去完成文学上的心愿。

  快 报:回过头来看《玉卿嫂》《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这些早期作品,您会用什么样的眼光审视?

  白先勇:我觉得很遥远了。但我看待事物的观点没有变。

  快 报:童年时的肺病,成年后在海内外四处奔走、漂泊,是不是决定了您的创作态度?

  白先勇:一定有的。可能和天生的气质也有关系。做事时我是乐观的、当仁不让的,但写东西时就变成另外一回事,因为我写的是人类内心深层的东西。

  太累了,不做了

  自称“昆曲义工”的白先勇,此前是个非常低调的人物,极少接受媒体的采访。但为了昆曲,他一改往日风格,不断抛头露面。他希望借助“青春版《牡丹亭》”的效应,带动出一批精品昆曲剧目,让这一优美的传统艺术重现辉煌。迄今,观看过该剧的观众已累计达15万人次,而在成功演出99场的背后,白先勇付出了巨大心血。他曾说:“制作《牡丹亭》里面的曲折可能一本书也写不完,有苦有乐。”

  快 报:假设您没有介入这个制作,昆曲会怎么样?

  白先勇:危险了——这话不是我说的——观众老化了,没人看了。不过不能说是白先勇做的这件事,而是一个整体在做。

  快 报:这部剧现在这么红火,您看好昆曲的前景吗?

  白先勇:不一定。昆曲真的要推广,需要教育体制的配合,也需要解决剧院等等很多问题。否则是很难的。昆曲是文化事业,不是娱乐事业,政府应该大力保护。我们不能什么都是“市场领先”。市场和艺术的价值不对等。昆曲可能没有什么观众,并不表明它没有艺术价值。那些西方古典音乐,如果没有政府、基金等措施保护,也是无法演出的。

  快 报:制作《牡丹亭》时您面对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白先勇:一方面是体制问题。比如这些演员,具备了目前的水准后,应该由国家来重点培养,建立国家级剧团——就像你们天津青年京剧团那样来特别培养,才能打造他们。苏州昆剧院现在还是一个市级的演出单位,掌握的资源当然就很少了。第二个方面是资金。这几年的钱都是靠我托钵化缘募集来的,筹集起来非常难。我们去美国一趟花掉了100万美元。宣扬本国的文化,这本来应该是政府的事情。

  快 报:因为您是名人,您去筹钱时对方会不会对您有什么要求?

  白先勇:那倒没有。我很感激很多人对我的信任。他们知道我不是为我自己,也不是为了任何目的。很多人以为我们演得这么轰轰烈烈,一定赚了很多钱,我听到这说法笑得不行。

  快 报:您为此不断抛头露面,不少人说您是炒作,您怎么看?

  白先勇:不管它,我的目的很纯正的,就是为了宣扬昆曲。

  快 报:听说不打算再制作下一部戏了?

  白先勇:太累了。就算要我做,你也要先拿一笔基金出来,不要让我再去募款了(笑)。

  快 报:对推广文化而言,仅靠“义工”的努力是不是有点可悲?

  白先勇:没有义工精神是不行的。但是有钱不一定能打造出文化,没钱的话就没办法做任何事。

  快 报:您觉得这种制作方式适合其他昆曲作品吗?

  白先勇:我觉得我们的方向是对的,否则不会有这么多人接受。

  人物简介

  白先勇,当代作家。广西桂林人。1958年发表第一篇小说《金大奶奶》。年少时随家人先后生活在重庆、南京等地,后前往台湾。1960年与同学陈若曦、欧阳子等人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发表《月梦》《玉卿嫂》等小说多篇。1963年赴美,1965年获硕士学位后旅居美国,曾任教于加州大学。出版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散文集《蓦然回首》,长篇小说《孽子》等,被视为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张 玥

  记者手记

  为昆曲“魔障”的人

  白先勇比我想像得要高很多,近一米八的个子,面色红润,头发稍有花白,看不出是70岁的老人。他相当热情,招呼我喝茶,还请酒吧的侍应关小了音响,方便采访时录音。

  常听人说,谈起昆曲时白先勇就眉飞色舞。果不其然,笑容一直挂在他的脸上,回想演出的盛况时,他会沉浸其中,谈到演员的努力时,他又大感欣慰,兴奋处手舞足蹈,好像孩子在夸耀自己家藏的宝贝玩具一样。那时我甚至觉得:“白先生‘魔障’了。”听说上次在津演出时我没能去看,他大为惋惜,一再念叨:“怎么没去看呢?”说起下个月的百场演出,他几番邀请:“你一定要来看啊!”

  就像他自己说的,做起事来他是达观的。尽管可以想像制作昆曲的过程中会有很多困难,在他而言却是轻描淡写,只有谈及体制对昆曲的支持乏力时略显惋惜。他的样子未显倦容,但我想,他的内心定有疲累之处。以如此年纪为昆曲奔走,不惜放低姿态为传统求告,实在令人动容。采访后他在《姹紫嫣红〈牡丹亭〉》一书上为我题字:“熟读经典,终身受益。”不禁让我想起近时国学的回暖,但愿这是一场真正的文化复兴,但愿诸多像白先生这样的文化精英的心血没有白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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