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用烟、槟榔和矿工“套磁” 险被矿主扣押

调查员陈萧正在指导煤矿工人做问卷。曹渝等10名大学生供图

　　险被矿主扣押

　　——10名大学生的调查经历

　　本报记者 洪克非

　　用烟、槟榔和矿工“套磁”

　　2005年3月，在湖南师大社会学教授谢俊贵的建议下，曹渝和周舟将目光瞄准了“矿工的心理状态与安全”这一个新课题。“当时学校正鼓励大学生申报全国大学生‘挑战杯’竞赛课题，我们就报了一个。”曹渝对记者说。

　　调查队很快由最初的两人，发展到了一个10人团队。之后，他们又得到了该校研究心理学的曹中平教授的指导。

　　2005年4月1日，调查队员第一次走进矿山，带着心理学测量表和煤矿工人基本情况调查问卷。在最初的想法中，对矿工的调查与对市民的随机访问不会有太大差异。可大学生和煤矿工人，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的人虽然见了面，却无法沟通。矿工们根本看不懂学生的问卷，甚至不理解他们提出的问题。他们只好改弦更张，从与矿工拉家常入手，倾听故事，了解真实的生活。

　　有了一次碰壁的教训，2005年4月去浏阳调查时，他们几个人托同学的家人在矿上打点了一下，碰到愿意说话的矿工，就重点调查。这时，队员们发现多数矿工都喜欢抽烟和嚼槟榔，因此“套磁”时，最紧要的就是递烟和递槟榔。每次调研，他们都要在矿区外买些槟榔和香烟，用于和采访对象沟通。槟榔要劲头大、老一点的；烟分两种，八九元钱一盒的“精品白沙”，给管理人员抽；矿工一般抽1．2元一包的“相思鸟”或者两元一包的“芙蓉”。

　　下井调查

　　问卷调查的受阻使调查者们感觉到，仅仅依靠简单对话的方式，远远不能深入了解矿工们的生存状况以及他们所面临的严重的心理安全问题。他们开始动用数码相机、录音笔、DV等设备，并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下井体验。

　　2005年3月，曹渝和周舟第一次走入矿工宿舍。30多平方米的瓦房内，摆放了10张用砖头和木板搭起来的床。棉被是矿工自己带的，没有棉被的只能睡草席。屋内有一二十个矿工在休息，散发着一股浓重的怪味，周舟一直用手捂着鼻子。

　　2006年7月，曹渝跟随宁乡某国有煤矿的一名安检员下到了距离地面800米的井下。巷道约1米宽，1．7米高，呈圆形。平静的巷道里处处隐藏着危险——土质松软的地方可能塌方、掉石头，地下水多的地方容易透水垮塌，废坑通风不足，毒气较多，容易窒息。安检员提醒他尽量靠井壁走。

　　越往下走，巷道里的积水越多，到井下400米的时候，积水已淹至膝盖。井下800米，温度升到37摄氏度左右。他们发现，在一线矿区主要是煤尘多，瓦斯浓度大，空气差，温度高。一干活，呼吸就觉得吃力，带口罩吸气不行，不戴口罩鼻子嘴巴都是煤尘。刚出井的煤矿工人除了眼珠子是白色的，其他部位都是黢黑的。

　　在一些温度接近40摄氏度的采区，煤矿工人就半裸下井，下井之后，挖一个水坑，一半工人挖煤作业，一半先泡在水里，轮流更换。曹渝等人还注意到，在一些煤矿里，为了防止巷道上的石子迸溅伤人，有些工人前胸还带了个护板防护身体。

　　途中，矿工们一直提醒他不要靠近废坑。“井下大约700米的巷道内就有很深的积水，脚下是积水，身上却很热，很难受。”曹渝说，“煤在山脚下，当把煤挖完后，山体就会下沉，还能听到山体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在下井现场调查后，队员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煤矿企业尤其是私有煤矿企业的作业和生活条件差。其中，76.4％的煤矿工人认为，粉尘对他们的工作和身体有较大或很大影响；64.7％的煤矿工人认为，噪音对工作和身体有较大或很大影响，对作业工人有巨大的心理压力并会引起强烈的紧张反应。“其对心理的影响突出表现在情绪反应上，情绪直接作用于煤矿工人的行为，造成人的不安全隐患。”

　　历险

　　随着调查经验的增长，曹渝和同学们总结了一些经验：一是一定要佩戴校徽表明学生身份；二是绝不能问“这个矿经历过几次事故”这样的问题；三是不能在矿井附近走动。尽管如此，在宁乡一个矿的“历险”还是让曹渝至今都感觉到“恐怖”。

　　“那次被扣住差点就出不来了，多亏矿工救了我们。”曹渝告诉记者，2006年3月,他和同学周舟第二次到宁乡的煤矿做调查。他们和一些矿工混熟后，由曹渝跟随工人下井，周舟在外面等，可刚到井口，意外发生了。

　　“一个身着普通矿工服装的人来到我身边，指着我胸前的数码相机说，从来没看过这玩意儿，能不能给他看看。我把手机递给他时，他并不满意，硬是要我把相机从胸前摘下来，我以为他只是一个普通工人，没想到，他一接过相机，马上把相机内的照片删掉了。”

　　曹渝这时醒悟过来，眼前这个对相机充满“好奇心”的人就是这个矿的矿主，可能把他当成记者了，他感到事情不妙，马上掏出学生证给老板看，并搬出上次调查过的矿主，说是对方的亲戚，老板才把数码相机还给他。

　　“开始和我接触过的矿工马上围过来。一个矿工先是跑了出去，几分钟后又跑进来，用很急的语气跟矿主说，‘采矿地界与临矿发生了争执’，要矿主马上处理。矿主一听，将我推进一间矿工休息室，急匆匆地走了。一名矿工马上拉着我跑出矿山，让工友骑着摩托车，一前一后把我和周舟送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这次事件给曹渝带来了一种“后怕”情结——每次外出调查回来后，除了整理搜集来的情况，形成图文并茂的调查报告之外，他还坚持回访这些煤矿。这种坚持源于在宁乡被关逃出来的第二天，学生们就看到新闻，那个地方发生了矿难。

　　“正是因为这件事激发了我，我对这些矿工有了感情，我必须回去看看他们，把答应给他们的照片送去！”

　　除了这次“恐怖经历”外，曹渝终生难忘的就是和同学刘高只身下小煤窑的经历。曹渝说，这次终于让他知道了什么是小煤窑。“我们下去的那个洞，摸到哪里都像糨糊一样，站的、靠的地方，都很软，很可怕。可是很多矿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挖煤的。”

　　2006年4月至5月间，曹渝和同学们又去宁乡采集样本，这次他们选择了熟悉的矿，加上经验和方法比以前更加老到，此行顺利地取得了近80个样本。2006年8月，曹渝和同学们在老师的帮助下，对数据进行了分析，于2006年9月至12月，用3个月时间完成了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