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泰两地争抢“董永祖籍”

　　看一个地方的“厚度”，不能光看当地的经济发展速度，更重要的是看此地的历史。淮剧、杂技、董永与七仙女等一批历史文化遗产让盐城这座“新城”增色不少。然而，围绕淮剧发源地是在建湖还是阜宁，董永与七仙女的爱情传说是源自东台还是泰州……有关此方面的争论从未停止过。

　　“历史文化起源之争在世界各个地域都存在，”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副院长陈义海博士说，“然而，在争夺的背后却有其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价值。”

　　有观察人士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与其耗费人力财力争夺起源，倒不如共同做好这些历史遗产的保护和继承工作。“我们不希望争夺的结果仅是为了撑起一个地方的文化‘厚度’，而使得这些珍贵的历史遗产在无休止的争夺中遭到破坏，甚至毁失……”该人士说。

　　胶着化历史文化争夺

　　在盐城，董永祖籍问题、淮剧发源地不同等说法一直存在，各地区并为之争夺。

　　“董永的祖籍在东台，目前东台市政府已经采取多项举措，对董永的故居进行修复，力争使这一文化遗产能够完整地再现。”东台市文化局吴主任说。

　　然而，对于此种说法，泰州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董永应属于泰州历史文化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淮剧作为中国曲艺的瑰宝，多少年来一直让盐阜大地的子子孙孙为之自豪。但是，关于它的发源地也存在着“争议”。

　　“建湖是淮剧之乡无可争议，淮剧就是以建湖县城方圆五公里的方言为舞台的标准语言。”建湖县淮剧团团长孙才生说，从1986年起，江苏省文化厅就命名建湖为“淮剧之乡”。

　　阜宁县文化局董主任表示，对于淮剧的形成，在阜宁的县志里面就有。最早的就是谢家、马家、周家班子。这个要比建湖早。清末，淮剧就非常红火于大阜宁（当时包括射阳、滨海、响水），后来淮剧到了上海。1954年，阜宁成立了国办的淮剧团，由于当时的几个领军人物都是建湖人，在上海淮剧团便以他们的方言为淮剧的舞台语言。近年来，阜宁培养了大批人才，中国戏剧梅花奖，四朵梅花有3位是阜宁人。在台湾有阜宁同乡会，江淮戏剧团，这些就是以阜宁来命名的。

　　其实关于历史文化的争论在国内从未停止过。如诸葛亮的躬耕地，有南阳卧龙岗和襄阳隆中之争；越国美女西施的出生地，有诸暨和嵊县之争；《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籍贯，有辽宁辽阳和河北丰润之争……说到底，这些笔墨官司都不是真正的历史研究和学术讨论，而是为了凭借与诸葛亮和曹雪芹这些历史名人所在地的“地缘优势”，使其自身固有的某种优越感升华。

　　“争夺”背后的驱使力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些百年甚至千年的历史文化，转而成为现代人眼里的“香饽饽”？

　　“本地的历史文化对当地来说就是一笔文化财富，也是一种旅游资源，对提升地方经济实力和知名度有着巨大作用。”有观察人士指出，对与历史名人相关的旅游资源进行合理开发，能给当地带来较大的经济效益。由此可见，名人之争的实质就是资源之争、品牌之争。

　　若名人之争无此意义，只是学术圈里文人间的笔墨官司的话，那么这些争论必定会缺少后劲儿，而当名人成为资源后，名人之争便成为古往今来罕见的资源争夺大战了。正如某位史学家所称：最终大家讨论的仿佛已经不是一个历史问题，而是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聚拢在历史文化背后蕴涵的经济利益之上。用现在时兴的话说，就是“盘活资源”。尊重历史、保护古迹也好，开发人文旅游资源也罢，这背后的意图不言而喻。

　　“名人之争确实能带来社会效益，但是，一些地方领导不根据本地区发展的优劣条件，就制定发展规划。为争夺一个历史名人的故里称号，不惜高薪聘请专家论证，甚至与邻近地区打官司，闹得九泉下的古人也不得安宁。”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一位讲师在谈到名人之争现象时曾经这样评价。

　　也有专家曾对各地争抢历史名人的表现进行概括：利用当今社会名人争历史名人，成立名人研究学会等机构，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召开研讨会、论证会，而后编辑会刊，出版文集；不惜投资巨款大兴土木，修复所谓古迹或无中生有建仿古建筑，造人文景观，以期造成既成事实；通过大造舆论，企图先入为主，先声夺人。有的地方为制造声势，甚至搞有偿新闻，不择手段地骗取舆论的配合和支持。

　　“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观察人士指出，历史的终归于历史，现实的终归于现实。凭抢夺历史名人和文化名人来壮大自己的声威，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滞后的沉疴。天下大事，必做于细——要想发展经济、提高当地的知名度，更需要脚踏实地地从细微处入手。打蛇打七寸，只有看准当地经济发展的不足，当机立断、痛下杀手，才能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成就另一番天地。

　　应怀一颗平常心看待

　　对此，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副院长陈义海博士认为，历史文化名人、遗产之争的现象，是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一种形态，很多地方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历史名人效应来创造最大的经济效益。

　　“相反，在西方很多国家已经超越了这种境界，而中国目前还处于很朴素的低级状态。”陈义海说，虽然目前我们国内的历史文化名人以及古迹保留的不少，但破坏的太多。这中间也是由很多的社会原因所造成的。诸如，近现代时期的各种战乱、文革十年的社会动乱以及80年代后期，我国经济复苏时期，很多地方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忽略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到了21世纪，很多人开始意识到文化是个好东西。一个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及文化传统的城市必然会带来很多的社会经济效益。但是，在今天的中国，100年前的房子已经很少了，这应该是一种农民心态的表现。

　　“对于历史文化名人及古迹，我们应该尽量以一种平常心，并带着敬畏的心态去看待它，不应为了一些名分而去争论。”陈义海认为，我们不仅要重视已经定论的历史文化名人及古迹，而且还应发展当下的文化事业。这些历史文化名人本来就应该保存，目前西方近代以来的历史文化名人遗迹绝大多数还保存得很好。但是，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这些做法及其引起的争论，表明了人们对历史名人地位及其作用认识的提高，以及想通过“名人效应”提高地方的知名度，以此来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急切心情。与此同时，这样的争论也活跃了学术气氛，从某种程度上说促进了文物保护。

　　各地亟待走出“误区”

　　对于历史名人的无序之争，引起众多专家学者的深深忧虑，他们纷纷呼吁：尽快妥善引导各地走出误区，不要再人为制造历史“悬案”。

　　专家们指出，作为现有的历史名人文物、名胜古迹，各地都可以弘扬其中华优秀文化的作用，利用其搞旅游，为经济建设服务。但如果从历史真实要求，就必须实事求是，讲信史，不允许真假不分，是非不明。这应该成为对待历史文化名人之争的基本指导思想。

　　专家们认为，一般情况下，求证一个历史疑案，一要有实物，二要有史料，在这两方面均无确考的情况下，专家要慎重表态，各地修复所谓的古迹也要十分慎重。这是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

　　诸葛亮躬耕地之争究竟为了啥

　　几年前，《隆中对》重现教科书，引发新一轮诸葛亮躬耕地争论。相距百里之遥的河南南阳和湖北襄樊双方争名，根本原因是希望提高本地的知名度，是在为地方经济着想。

　　“《隆中对》的确是一篇好文章，但选不选得进教科书，应由专家定夺，因为一篇文章选入教科书，要符合一定的标准或者原则，并非好文章都非入选教科书不可。我想编撰教材的专家，也不会轻易改变这些标准或者原则的。因此，如果出于局部利益的考虑，通过‘做工作’手段而谋求某一篇文章入选，我认为不太合适。”一位叫田德政的作者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指出，“我国那么多名胜古迹，如果每个地方都通过‘做工作’，要求相关文章入选，教科书不成了导游手册了吗？”

　　襄樊市教育局副局长张华美坚持说他五次进京都是通过正常渠道反映问题，至于《隆中对》最后如襄樊所愿重新进入教材的原因，“与它本身的魅力有关，它一定符合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思路。”张华美说。

　　而当记者问到襄樊不遗余力地推动《隆中对》重上教科书是否“醉翁之意不在酒”时，张华美也承认，“客观上说，它重上教材对推动地方旅游经济有一定作用。”张华美认为，《隆中对》本来就是好文章，理应上教材。至于地方经济发展，主要靠政策、观念和建设，如果建设不好，名气再大也没有用。

　　有人认为，诸如此类争名人、争古迹的事情，说到底就是为了一方百姓的利益，因为在这些人看来，只有将这些现成的“历史资源”争到手，当地才能产生足够的知名度。而一旦有了知名度，又何愁当地旅游业不发展？何愁许多地产品不产销两旺？何愁名商巨贾不前来本地投资建设？

　　但有专家指出：一个地方的知名度固然离不开历史资源的铺垫，但历史资源最多只是许多促进的因素的其中之一，而且绝不是那种起关键作用的决定因素。千龙网

　　防止滥用非物质文化遗产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指出，非物质文化保护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正确处理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坚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真实性和整体性，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防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误解、歪曲或滥用。在科学认定的基础上，采取有力措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社会得到确认、尊重和弘扬。其同时要求，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认定、保存和传播。要组织各类文化单位、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及专家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注重科研成果和现代技术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