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堂课点名你们同意吗?同意的举手。看到到课学生数量明显不足,程老师主动和学生沟通起逃课问题。
“现在的学生变了”,程老师感叹。
几年前,还有学生跑上讲台质问他:为什么这么多年了,学的内容还是一成不变?学生很不服气,“同样的东西,我爷爷学的这个,我爸爸也学的这个,为什么都没有更新?”
学生说:“我购买了教育,可不想要过期的产品。
没有人举手,关于逃课的交流不了了之。
当然也没有点名,“其实没有老师愿意点名的,行内来看,点名意味着你上的课不受欢迎”。
即使自己也逃过课,一从学生身份转换成老师,北京吉利大学辅导员章媛媛立刻觉得“逃课”面目可憎起来。
为了“整治”逃课,章媛媛搞起了主题班会,“我是谁?”“我的梦想是什么?”“我为什么逃课?”每周一次,每人都要在讲台上发言。
“有一次一个同学上去讲他为什么逃课的理由,他说自己实际上每次不去上课都会觉得非常内疚,呆在寝室里也没想像的那么快乐,可就是不想去上课。那些课程非常枯燥,好像和自己都不是一个世界的。说着说着,那个1.8米的大男孩站在那里哭了。”章媛媛后来明白,学生的逃课也不是全无理由,“青春期的叛逆再加上课程枯燥,学生自然就会逃课”。
其实,老师在讲课中只要稍微花点心思,学生立刻就能感受到。
五六年前,武汉大学法律基础的任课老师李柯“并不受欢迎”。
“我很认真第参照教材备课,课堂所覆盖的知识面也足够。那时候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课堂上的人会越来越少”,刚登上讲台的李柯没了信心。
直到有一名自称不想逃课的学生给他发了一封邮件,“老师,下次上课的时候,你能不能抽空讲讲你为什么一直戴着帽子来上课?”
第二天,李柯用生活中很风趣的语言解释了一番,意外地得到了上课以来的第一次掌声。
“既然能有趣一点,为什么要端着个架子呢?”李柯改变“策略”,一改过去念讲义的方式。现在,他的课基本“每堂都有掌声”,课后学生还会积极地与他讨论一些热点话题。
不过,除了这方面能改一改,教学手段上想创新太难了,“扩招以后,教室里从来都是乌压压一大片人,除了我一个人讲,其他教学手段都很难应用”。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大学教授表示“现在大学老师太难当了”,既要搞科研,又要承担繁重的教学工作,授课的质量可想而知。
“现在的大多数情况,主要责任在老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老师坚定地认为,没有不好的学生,只有不好的老师,说学生有责任实际是老师在推卸责任。顾海兵说,老师首先需要做的,是用提高上课质量来吸引学生,和解决身体逃课相比,学生心理逃课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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