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集资为何越“打”越“猖獗”?

　　今年4月初，安徽省公安厅通报了打击非法集资等涉众型经济犯罪工作的“累累硕果”：2006年至今，全省公安机关共立案侦办此类案件53起，涉案总额近6亿元，涉及受害群众1万多人，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112人，追缴赃款赃物合计人民币近5000万元。

　　然而，就在公安机关依法加大打击非法集资等涉众型经济犯罪力度的同时，非法集资却呈现越来越“猖獗”的态势：今年3月，和县公安局破获“消费返利创富计划”新型集资诈骗案；4月，蒙城县公安局捣毁特大“地下钱庄”。

　　据公安机关透露，2006年5月，此类犯罪现象在全省17个市中只有11个市发现，但是目前已由“重灾区”阜阳和亳州向南蔓延到了全省。数据显示，去年3月，安徽省有非法集资公司96家，通过打击有45家被取缔。但截至今年2月底，安徽省仍有110家非法集资公司在运营，这表明非法集资公司的绝对数呈增加趋势。究竟是何种原因，使得非法集资会越“打”越“猖獗”？

　　合法形式掩护非法目的 “政治光环”最具欺骗性

　　近两年来，安徽省一些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以联营入股、合作养殖等名义向社会公众非法募集资金。此类公司发展迅速，涉及群众多、区域广，不仅影响金融秩序，而且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成为局部地区经济犯罪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

　　据安徽省公安机关统计，全省以联营入股、种植养殖为名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注册登记的公司有155家（含分公司）。这些公司募集资金的范围涉及安徽省17个市，其中阜阳、亳州两市最为突出，分别有该类公司88家和34家，募集资金的总额初步估计约为10-20亿元。

　　尽管在公安机关的打击下，安徽省非法集资涉众型经济犯罪快速蔓延的势头有所减弱。但是，局部地区仍呈蔓延之势，目前安徽省从事此类违法犯罪活动的公司仍有102家。

　　非法集资之所以越演越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欺骗手段的日益“高明”。这些公司通常采取变换集资手法，以合法形式掩护非法目的的方法诱使群众上当受骗。他们有的打着“林权流转”、“生产绿色食品”的旗号，钻政策空子搞非法集资；有的以“购买入股、快速分红”为幌子搞非法集资；有的借用传销手段，以签订经销合同形式搞非法集资；有的不断变更名称和经营地址以逃避打击。不仅如此，这些公司往往还拥有厂房、生产线，甚至还可以生产出产品，这就更使得普通群众不易分辨，容易上当受骗。

　　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一些非法集资公司竟打起了“政治牌”，把“欺诈”的本质发挥到了极致。此类公司在开业时会请当地领导剪彩，周年祝贺时请领导出席，并在媒体投巨资进行“轰炸”式宣传，以示自己公司的合法性和雄厚的实力。而一些领导逢请必到，客观上也为这些公司做了“活广告”。

　　安徽省公安机关在打击处置过程中发现，很多非法集资公司的墙上挂满了公司老板和当地领导乃至上级领导的合影照片，公司的宣传册上往往印着某领导视察公司的大幅照片。这些都为该类公司的头上笼罩上了一层炫目的“政治光环”，极具欺骗性。

　　安徽省公安机关破获的太和双阳集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案值高达6.4亿元。这起非法融资大案之所以前后能持续近10年、涉及公众存款户达6000余户，关键在于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头上的“政治光环”。在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省、市、县各级领导隔三差五地到企业视察。有了这样的“良好”形象和声誉，群众当然认为：把钱交给该家企业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多头处理形成不了打击合力 在犹豫不决中丧失最佳处置时机

　　目前造成非法集资猖獗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相关的法律界定不明晰，存在多头监管的现象。表面上看各部门都在管，都很重视，但实际上却降低了效率，致使延误最佳处置时机。一旦这些非法集资公司成长壮大以后，打击处置起来难度更大。

　　我国目前主要由银监部门负责对非法集资的认定、查处和取缔等工作，但银监部门认为，目前对非法集资的定性存在着操作上的难度。按法律规定，“集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目前很多集资公司都建有种植业、养殖业基地，或者厂房和生产线等实体。按照目前的法律规定，对这种集资就很难定性。

　　尽管目前安徽省的各级领导对非法集资的确很重视。当出现“林权扭转”的集资案，要林业厅去调查；遇到“梅花鹿养殖”案要农业部门去摸底。但这种调查、摸底，往往需要多头处理，经常一拖好几个月还不一定有结论，以至错过了最佳处置时机。

　　“非法集资”重灾区之一的毫州市某领导说，目前公安机关查处涉嫌“非法集资”案件，一般以行政机关的初步认定为依据。由于目前对“非法集资”的认定，银监、工商部门之间经常“踢皮球”，也会导致使问题积小成大、积少成多。

　　当前的非法集资涉及的群众多，影响大，即使公安机关介入后，查封扣押的资产往往与集资款数额相差很大，资产处置返还远远达不到群众的期望值。有些领导对非法集资活动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混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民间借贷的特征，在打击处理上拿不定主意，下不了决心，致使查处工作进展缓慢，使非法集资公司得以生存和发展。

　　公安机关建议，在公安部门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各方也要加强合作。如对虚假注册、违规经营的公司，在其尚在初始阶段时，工商行政执法部门应及时予以取缔，力求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对集资规模较大，有经营项目的违规企业，银监部门要加强监督，督促整改，以促其良性发展。

　　暴富心理致使“前骗后继” 教育警示迫在眉睫

　　蒙城县警方近日捣毁的“地下钱庄”涉案金额200多万元，受害人达68名。但是令警方感到震惊的是，这68名受害人中没有一位主动向警方报案，反倒是“地下钱庄”在蒙城的代理人担心“崩盘”，害怕群众找他们“要说法”采主动向警方报的案。受害人不报案，这给警方的调查取证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致使蒙城县警方花了7个多月的时间，才查清了主要案情。

　　安徽省公安厅经侦总队一支队支队长吴勇说，非法集资受害人不主动报案的情况并不少见。更有甚者，有的受害人在经历了一次上当受骗后，这一次明知道是诈骗，还是抱着侥幸的心理，期望自己接手的不是那“最后的一棒”。

　　安徽省公安厅经侦总队副总队长张延红对这种情况作了分析：目前普遍存在的浮躁的暴富心理是使部分群众失去理智的一个重要原因。非法集资犯罪活动中，犯罪嫌疑人鼓吹的是“高额回报”，只要投入少量的资金，就能“钱生钱、利滚利”，与下海经商、购买股票等相比，这种投资“风险小，获利高”。在犯罪分子的种种引诱下，再加上先期高额回报兑付的“诱饵”，人们受利益趋动，头脑发热，自然会降低防范意识，甘冒钱财落空的危险而参与到非法集资活动中，甚至会对公安机关的查处产生抵制行为。

　　据调查，集资户主要以离退休人员、下岗职工、城乡居民居多。集资人员的年龄大多数在50岁以上，其中又以文化水平较低的妇女居多，其资金来源大多为长期积攒的养老钱和退休工资。有时，甚至会出现这样的“荒唐”情况：在公安机关查处这些非法集资公司后，由于追获的资金少太少无法满足集资群众的要求，因而有的群众甚至要求公安机关释放犯罪嫌疑人，让他们继续经营公司，幻想着还能返还其集资款。目前广大农村地区仍然是普法的薄弱环节，农民法律知识匮乏，很多人在高额回报的诱惑下，在贪财和盲目从众心理的支配下防范意识下降，因此，专家建议，有关部门应该采取“以案说法”的方式，通过电视、报纸、宣传栏等各种手段，加大教育警示的力度，增强群众的识别能力和防范意识，消除“一夜暴富”的心态，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