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力”考量媒体公信力

　　徐清泉

　　对媒体而言，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十分必要，但应当进一步看到，导向从来不是抽象的，恰恰是具体的、丰富的，它更多的是体现在对立场、角度、细节、表达等等的恰当把握中。特别在事关民生问题的报道中，更是如此。

　　大众传媒在客观上所掌握的“话语权力”，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判断和言行举止。也正因为媒体有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力量，所以一些人势必会借媒体之势“招财进宝”、“借鸡下蛋”，而由此造成的种种不良现象将导致媒体公共性、公正性和公信力的名存实亡

　　我国尽管从中央到地方都制定了媒体管理的各类行为规范，但基本上是以“他律的监管”为主，而“自律的约束”则相对不够，许多媒体并没有自发制定且严格遵守的细节操作信条，这在无形中就增加了媒体违规犯忌的概率。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在他律前提下的媒体内部自律制度

　　近日两则新闻报道引发了较大范围内的关注和争议，更引发了一些社会公众对大众媒体的“信任危机”。

　　一是有媒体声称在南方某省的香蕉中发现了“致癌病毒”。此说很快引发了后果严重的连锁反应，首先是当地的香蕉大量滞销腐烂，为数众多的果农徒劳无功、损失惨重；其次是弄得当地政府部门和质检机构匆忙应对、仔细查验、反复辟谣，无形中徒添不少行政成本。

　　二是有媒体记者以茶水送尿检，并将医检茶水“发炎”的结论在媒体上公诸于世，从而给人们造成了相关医院管理混乱、敷衍塞责的印象。

　　然而，事隔不久人们发现，真正出问题的并不是香蕉病害和尿检流程，而是那些借助片面报道来追求公众轰动效应和感官冲击力的媒体。事实真相表明，原本是香蕉树难免感染的“巴拿马病害”硬被某些媒体杜撰成了“致癌病毒”；而那种非尿性液体检测的惯常结论，硬被追求“眼球效应”且缺乏医学常识的媒体记者诱导成了医疗部门的罪责。

　　这仅仅是最近一个月内发生的事情，假如再大略回顾一下此前的几年，则可以发现类似耸人听闻的报道，几乎是经常在某些媒体上浮现。可这些“抓人眼球”的报道，往往事后均被证明:要么是彻头彻尾的假新闻，要么是断章取义、主观演绎、刻意炒作及以讹传讹的片面报道，在客观上起到了误导民众、制造恐慌、影响和谐的负面作用。

　　这种现象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反思:首先，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传媒发达的市场经济时代，我们某些媒体及其从业者的公信力究竟出现了什么危机？其次，媒体行使公众知情权是否可以无边无际、任意裁量，是否可以将其视作不问前因后果、不讲社会效应的“至上法权”？

　　不言而喻，公信力是媒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那种妄图借助新闻造假、片面报道、刻意炒作来赢得收视率和发行量的投机做法，尽管可能获得一时的快意和收益，但日久天长，它必然会遭人遗弃。对媒体而言，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十分必要，但应当进一步看到，导向从来不是抽象的，恰恰是具体的、丰富的，它更多的是体现在对立场、角度、细节、表达等等的恰当把握中。特别在事关民生问题的报道中，更是如此。有时看似柴米油盐、吃喝拉撒的小事，如果反映和表达不当，就很有可能忙中添乱。记得去年有一则关于某地区城市商业银行运行状况的媒体不实报道，一度引发了当地储户三天之内支取存款上亿元的挤兑风波。后经当地政府出面辟谣，才终于稳定了金融市场秩序。

　　大众传媒在客观上所掌握的“话语权力”，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判断和言行举止。不同的媒体尽管可能因其功能定位、覆盖力度而有大小之别，但是它们在面向公众发言发声的职能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即使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报小台，也有可能由于它在内容报道方面的“怪腔怪调”和“刻意出跳”，从而“一夜成名”、满世皆知。也正因为媒体有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力量，所以一些人势必会借媒体之势“招财进宝”、“借鸡下蛋”。于是乎，就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些不良现象:比如少数媒体与某些实力群体或部门形成利益均沾联盟，以求获得增值收益。如现实中就曾发生过个别媒体与少数房地产投机开发商穿连裆裤，发布商品房旺销紧俏的虚假消息，以便引诱消费者踊跃买房等等。发展到了这一步，某些媒体的公共性、公正性和公信力，实际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名存实亡。

　　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关注民生问题已经成为了我们必当倾心倾力而为的重大任务。为此，媒体如何发挥正确引导舆论，繁荣先进文化，使上情能下达、下情可上达，以及凝聚人心人力的作用，就成为了我们必须慎思熟虑、务求善处的问题。

　　其实，某些媒体的上述不良现象并不是我国独有的现象，即便在传媒业更为发达、法制更为健全的发达国家也依然存在。国际经验表明，尽管此类不良现象难以彻底根除，但的确可以通过有效的制度和监管措施来降低其发生率，以维护社会的正常运作及新闻应有的公信力。联合国就定有《国际新闻道德信条草案》。不少国家则是通过创建“他律机制”和“自律制度”来具体监督和规范媒体的言行。

　　我国尽管从中央到地方都制定了媒体管理的各类行为规范，但基本上是以“他律的监管”为主，而“自律的约束”则相对不够，许多媒体并没有自发制定且严格遵守的细节操作信条，这在无形中就增加了媒体违规犯忌的概率。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采取以下几方面措施:一是尽快建立和完善在他律前提下的媒体内部自律制度；二是要通过长效的教育和沟通，来让所有媒体从业人员树立关注政治、维护稳定、顾全大局、促进和谐的“大民生”观念，并使其化为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三是要让媒体从业人员科学辩证地理解“公众知情权”这一概念，避免对之不讲场合、不讲时间、不讲大局，甚至不讲限度地加以滥用；四是完善媒体运行的事前警醒、过程查检和事后责任追究制度。

　　(作者为《社会科学报》副社长、副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思想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