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开富：冷静来自对世界的了解(图)

　　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日报报业集团前总经理、常务副总编罗开富可能是被记者采访最多的委员之一。在“两会”期间，每次见到他，总是被摄像机、照相机、话筒、录音机团团围住，身前身后尽是记者。而罗开富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发表着自己的看法。

　　为什么罗开富委员如此广受记者欢迎呢？我想，大概是和他的敢言和真性情有关。记者亲身经历的两件事：提案办理工作情况通报会上，他对卫生部副部长的“汇报”提出异议，因为这位部长一万字的汇报内中只有两千字是在讲提案的办复情况，另外大篇幅在谈工作设想。引得罗开富委员当场“抗议”，并说“这又不是新闻发布会，不是自我宣传的时候”，他的“抗议”引起了其他委员会心的笑声。

　　他还向同在新闻出版组的杨澜委员提建议说，你的节目我常看，就是提的问题有点软，太客气了。

　　别人的心里话，常被他直率地说出来，这就是罗开富。

　　我们日常形容一件事难以完成，总是以这么一句话来鼓励自己：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

　　现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罗开富曾在1984——1985年以368天徒步重走长征路，成为继红军之后第一位走完原路全程，第一个踏着中央红军的足迹翻越全部雪山，第一个横穿草地中心沼泽地的记者，并写下300多篇《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这一年零三天的采访实践，是我国新闻史上的一个创举。更有大学把他写的《红军长征追踪》日记同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和索尔兹伯里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作为如何采写新闻的三本必读书。一位日本同行在《向长征之路挑战》一文中写道：“在中国，不，甚至在世界上，今天用‘脚’长途采访的记者，可以说就是罗君了。”因此，当编辑部的一位老记者得知笔者要去政协新闻出版组采访时，一再说，如果见到罗开富委员，太应该采访他了。

　　他们对现代中国并不了解

　　对于如何树立国家形象，如何有效地对外传播，罗开富说，中国人过去的形象一直是善良、优良、智慧，国外接受了这一形象。但我们媒体的工作是针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域和不同接受能力的国外受众介绍今天的中国。

　　国外对中国古代历史了解相对多一些，但对现代中国并不了解。“比如说，我到匈牙利去访问。没想到，他们把我提供的绿茶煮成了红茶，端上来请我们喝。还反问我，你们不是说‘煮茶论英雄’吗，茶叶不是要煮的吗？我回国后写文章说，不要认为国外对我们什么都了解，他们对于中国的了解很多时候停留在历史上。”罗开富说。

　　罗开富访问过很多国家，他每次出去“绝大多数时候穿中山装，海关基本不检查”。有一个小故事，罗开富曾带新闻代表团到法兰克福，过海关时，对他的行李马马虎虎检查一下就OK，还对他说“China”。穿中山装时，代表的就是中国。敢于把“国家”穿在身上的人一定不会给自己的国家抹黑。牋?

　　罗开富认为，现在中国的形象，说心里话还是比较好的，“我们大部分人都讲礼仪，我们是礼仪之邦。但是我们老用一种国内的口气来讲经济发展，老说我们正在崛起，大国崛起，这么讲多了，你把人家吓跑了。你去翻翻史料，日本在发展阶段从来没用过‘崛起’这个词。‘崛’就是破土而出啊，尤其‘崛’起来，地动山摇的啊，所以我们还是应该用“和平发展”这样平稳一些的词比较好。”

　　近几年各种“国家年”太多了，法国年、俄罗斯年、意大利年，等等。罗开富觉得这些搞得很好，他说，对外的传播，急于求成是不行的，所以国家在资金、人才方面要下大力气，像借机“中国年”，派出一些人去交流，去看，去听。他还说，“在宣传上，热情之外，一定要讲冷静。冷静从何而来，来自对世界的了解。不仅包括我们了解他们，还要让世界对中国了解。所以我们既要做轰轰烈烈的工作，也要做扎扎实实的工作，还要做细节的工作。”唐代诗人杜甫在《春夜喜雨》中有“润物细无声”的诗句。记者想，这“润物细无声”应该是春雨受人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地万物既受了细雨的滋润，解除了干渴，又未受疾风骤雨的摧残，岂不可喜。如果对外传播也学学这“润物无声”的春雨，定能收到良好效果。

　　整个世界摆在那里，我们的记者不要怕

　　现在的媒体，无论是报纸、期刊，还是网络，都愿意开辟经济新闻专版，经济是热点，但把经济报道做得好的媒体并不多。一方面，是好的经济报道需要专业的经济类记者来写，这设定了一个进入门槛。另一方面，一篇经济报道对社会发展到底是起到推动作用，还是“帮了倒忙”。曾经有一家对外宣传媒体报道了国内某地的棉花大丰收，其中的用词沿用了一般国内媒体对取得良好业绩的宣扬。结果就是这样一篇文章被某国经济部门看到，当年这个国家在收购棉花时采取了压价。所以我们说，对外经济报道大有学问可做。

　　因此，当记者提出，做对外经济报道，有时会觉得很困难，就好像在10年、20年之前，我们对人权问题、西藏问题，不敢多谈。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涉及这样的话题，大家也只好绕道走，但是你不报道，并不意味着国外媒体不关注不报道，达赖喇嘛用英语流利地演讲15分钟，在海外的影响非常大。曾任经济日报报业集团总经理、常务副总编辑的罗开富认为对外经济报道应不应该做？又应该怎样做呢？

　　谈到经济报道，罗开富说：“经济报道一定要做，而且我们应该做好，也能够做好。《经济日报》除了国内发行，全世界都订我们的报。多年来，《经济日报》的新闻报道没有受过中央领导的批评，我们首先是把握了这样一个度：做经济报道，首先要了解外国人对中国经济的哪些方面感兴趣，他需要了解哪些东西。”牋牋　目前，《经济日报》在国内有60个记者站，国外有20多个记者站，包括美国记者站，联合国记者站。每个站点都要求记者了解当地读者的情况。这样一支强大的采编队伍使这张面向全球的报纸成为国内外时政和经济报道的权威和重要的前沿现场，也使其成为区域政治、经济、社会新闻的信息枢纽。

　　罗开富说：“另外，不要把经济搞得有一点神秘，这个东西你不宣传别人也会知道，新闻发布会上的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是公开的。如今，整个世界就摆在那里，所以我们的记者不要怕。”这句话使笔者内心感到震动。

　　“我们首先应该了解外国人的想法，非洲有非洲的想法，欧洲有欧洲的想法，美国有美国的想法，我们应该有针对性地了解他们的经济发展状况怎么样。我们的驻外记者站在他们所在的国家不是住一个月两个月，而是两年三年，那么他对所在国的情况也有所了解。驻外记者站的任务不仅是对外宣传，还要把他所在国的经济情况通过我们往外宣传。”罗开富说。

　　经济日报社目前针对美国的报纸和针对非洲市场的报纸是一样的。“主要宣传中国的方针政策，以及某些领域取得的成绩，我们保持实事求是的现状，不怕他们搞什么情报，因为对于这些数据，大家都是公开的。我们要求记者应该领会中央的精神，而不是去逃避。不仅知道一个具体的点，还应该多了解大政方针，毕竟我们的经济和世界的大格局联系在一块。”

　　当记者说到中国外文局下属的众多对外宣传期刊，都面临新时期的“三贴近”问题，根据受众量身订做不同的宣传刊物便是其中一条措施。比如，《今日中国》的西文版、阿文版，还有《人民中国》和《人民画报》的韩文版和俄文版。举例来说，《人民画报》的韩文版就和一家韩国公司合办，其中有差不多三分之一内容是由韩国公司所提供的，很有针对性。《今日中国》阿文版的设计和编辑已经前移到埃及，在国内，编辑很难想象阿拉伯国家到底喜欢中国的哪些内容。可编辑力量部分前移之后，他们可以利用很多机会做调研工作，比如使馆举办的活动，或者专门举办读者交流活动，然后将反馈的信息及时传递到国内的后方编辑部，及时根据信息调整办刊方针。

　　对此问题，罗开富说：“这种努力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的记者主要是了解他们当地的情况，就是要适合他们的口味。当时我们在欧洲，与德国经济部的部长吃晚饭，饭后，按照中国的传统来讲要送一送的，我们跟到大门后，看见他站在门口把手一伸，我以为马路对面有他认识的朋友，要打招呼呢。结果，对面突然过来一辆出租车，他就直接坐了进去，车门一关，头也没回，就走了，没有警卫也没有秘书。等我回过神来，发现德国新闻局的局长还在，我说你怎么走啊？他说，我骑自行车走，一看那自行车的牌照还是北京的，原来他曾在德国驻中国大使馆做过新闻官，回国时把自行车也打包回去，觉得骑车上班还能锻炼身体。”这就是德国的民风民情，我们得了解。

　　罗开富还认为，搞对外宣传的记者编辑应该多出国，出国不是像官员一样四处访问，应该跟着他们的媒体走一走，了解他们的风俗。我觉得应该走出去，做为宣传单位的领导，尤其是针对某个国家做宣传，就应该到那个国家去了解情况。如果不出去，你总认为自己好像很到位。第二，国内也要深入下去，了解情况。第三点，搞对外宣传的一定要有深厚的文化功底，不光要很好地学外文，更要好好地学中文，要注意平时的积累。

　　现在国外对中国的了解并不是像我们宣传的那样了解，就像我们不了解欧洲人一样。现在到中国来的俄罗斯人、法国人、德国人，我们都分不清楚，认为高鼻子的都是美国人。

　　罗开富翻开自己手中的“两高”报告，背面抄写着他在喝茶的时候偶然捡到的“半本杂志”上刊登的李叔同的《送别》，以及别人对这首词的鉴赏。见到记者，他连忙指着自己做的笔记说：“你看看多优美的文字啊，我觉得这个评价对我很有启发的，我就把它抄录下来，这也是在学习。我们做对外宣，首先要了解自己的文化底蕴。比如你介绍一处风景，有文化底蕴的人说起来和导游背手册上千篇一律的话是不一样的。”作经济报道也如是，其中要尽可能的有文化的渗透。对于罗开富打的这个比方，记者深有同感，有时大家一听导游背词，就兴趣索然。对外宣传中很讲究以情感人，把自己的感受融入到文章中，用自己情感来沟通外国受众的情感。

　　“对。就是这个意思。对外宣传确实是这样的。我对我的同事一直说，我们搞经济宣传的，必须在某一个领域是专家。因为《经济日报》是国务院主办的一份报纸，所以我们看问题应该站在总理的角度上来宣传。而你的宣传必须是在了解对方的情况下，才有效。所以从1986年开始到2006年，我有将近30次出国采访，每次去之前，我都要做半个月或一个月的准备，资料准备好后我才走，不了解对方就贸然出去是绝对不行的。”罗开富说。

　　带着问题上路

　　《对外大传播》曾做过一组“斯诺百年”的专题，其中我们看到埃德加·斯诺当时带了八十个问题踏上去延安的路，心里特别受触动。带着问题上路，对于今天的新闻人也是制胜宝典，那么罗开富会准备哪些资料呢？

　　“比如说我上次去匈牙利时，我带了七八个问题。首先要了解匈牙利这个民族，根据他们当地人讲的，他们是从东方来的，是从喜马拉雅山来的。第二个问题，匈牙利国家国土面积不算大，但好多方面同中国是差不多的??”一提及自己的海外之旅，罗开富如数家珍般向记者娓娓道来自己在路上的收获。

　　另外一点，匈牙利人的文明是怎样培养出来的？他们的百货大楼有点像北京王府井的百货大楼，里面也是人挤人，可是我们进去的时候，看到每人都在讲话，却听不到太嘈杂的声音，连罗开富这些粗嗓子大嗓门的人到了那里也变得文明了。而国内很多时候只要有十来个人，马上变得人声鼎沸，整个屋子都会动。他们是怎样养成这个文明的？

　　还有，多瑙河是怎么治理的？原来的多瑙河也曾经非常浑浊，可现在，鱼也有了。罗开富走二万五千里长征路时，一路下来河流都很清澈，也可以喝，他写的《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一书中，就有在河流里喝水的照片。可是1985年他调到北京工作之后，再到一些东南沿海城市，马上想到了小时候说的雾都伦敦。

　　每个城市都有规划，可是国内的城市很容易是一茬领导班子上来一个规划，结果就把所有的城市弄得面目全非了。“现在你到京广线以东，见到任何一个县城，如果不看牌子可能都分不清是哪儿。都差不多的，多没有个性。”罗开富用大嗓门表达心中的不满。

　　去匈牙利之前，罗开富专门去新华社要了一些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多瑙河两岸的风景照片。当他站在多瑙河七个天桥中间的那座桥上一一核对三十年间的三张照片：一张20世纪50年代的照片，一张20世纪60年代的照片，一张20世纪70年代的照片，一看三张照片上的整个布达佩斯的所有古老建筑都没动过，不但没动过也没增加过。他说，这就是文化。什么都可以开发，希望我们古典的景色像布达佩斯一样不要去开发了，任其自然。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匈牙利人说自己是从东方过来的，在整个欧洲有没有论证的证明？结果，他们说，整个欧洲数一二三四时，都是从小指开始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样开始的。唯独匈牙利是从大拇指开始数。这些老百姓都知道的。因此，我对他们感到一种亲切之感。当我在国内接待匈牙利人时，他说，我们回娘家了。

　　匈牙利的葡萄非常好，但他们在宣传上却做得不如法国，整个欧洲都知道，多瑙河两岸葡萄酒是最好的，喝了会跳舞。他们的回答特别有趣，有一位官员半开玩笑说，罗先生，因为任何的国家要知道它的定位，我们的葡萄少，不宣传就不够卖了，我们宣传一下更不够卖了。当时，我就反问，你们为什么不多生产一下呢？他说，我们不想太张扬，一个国家永立世界之林不能太张扬。既然提到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定位，记者就请罗开富谈谈现代中国的定位在哪里？没想到被这位“老记”反将一军，让记者先谈。好不容易抛砖引玉之后，罗开富说，我认为中国的定位应该是“和为贵”。以和为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