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摄影老师”的无奈

　　如今，数码科技普及，越来越多的人拥有数码相机，在这个都市，许多孩子从呱呱坠地起，父母就开始用相机一一记录———哭泣、微笑、第一次走路、第一次自己吃饭……

　　那么，你知道，一个云南山村的孩子，他的13年人生里有几张照片呢？4张，一个摊开手可以数得清楚的数字。

　　菜鸟的自卑

　　我只是一个文字记者，一个没有经历过任何正规摄影训练的、经验太过不足的人，而当我拿到课表的时候，却发现，我教授的课程是摄影。像我这样的三脚猫，是不是太误人子弟了？我端详着手里志愿者伙伴的名单，有劳动报名摄影陈丹路老师，也有北京晚报拿到了摄影资质的高手记者，我怯怯地问陈老师———怎么办，我怕！

　　陈老师鼓励我说：“不要紧，就是因为这样，你才会有新鲜的视角，你才会真正贴近这些完全不懂的孩子们。”

　　找到纽约摄影学院教程好好消化，在上课之前写了两千字的教案，用我所知最简明的语言表达，无法在几节课的时间里教会原理、取景、构图，却希望能教会他们，发现美的愿望和能力。

　　40℃的汗水

　　云南的天气，闷热难当。正午时分，近40℃的高温直晒，我拿着志愿者义务“捐献”的4个相机，自己又在脖子上挂着一个大相机、一个小摄录机，夹着60页纸的自写教材，顺手驮一个笔记本，再委屈主持人杨蕾拎一个打印机。讲了十分钟理论课后，又带着近50个同学，来到校园。“这里，你们可以选择任何一个地方，作为你们的摄影基地。”

　　“哗”的一声，孩子们呼啸着散开，我近乎慈祥地看着他们，直到———超大无边的校园里，每个角落此起彼伏地响起尖叫：“老师，你来帮我看一下！”“老师，你帮我们照一张集体照好吗？”

　　我和“助教”杨蕾美女随声浪奔波来去，帽子歪了，头发散了，满头满脸湿漉漉了。

　　可这却是一场快乐的运动，每个人都在笑，孩子们推搡着：“老师跟我们合影呀！”

　　于是，稚嫩的手指，稚嫩的镜头，留下我与杨蕾一张张乌七八糟的小脏脸，和大家一起开怀大笑。

　　照片的遗憾

　　我的教授任务有十个班级的摄影课，每个班级不过区区四十几分钟，我们的“外拍”只能以迅猛的速度开始、结束，然后就是像找小鸡一样，把每个意犹未尽的孩子再度带回教室。

　　这次教学，主办方借了我一台彩色打印机，在配置里，我可以有打印50张至100张照片的权利，也就是说，每个班级，我都能为他们打印几张照片，“送个人情”。

　　打印机缓慢地显现出照片来……孩子们围上来，甚至为一张我本用来作为教学示范的风景照“短兵交接”，热烈地争夺归属权。

　　“你们有几张自己的照片？”

　　“三张”，“四张”，“六张”，“一张也没有！”

　　每一个数得出来的数字，都如一只大手，揪住我的心。

　　“老师很对不起，这次我们不能打印太多的照片给你们，老师答应你们，回上海后，把你们所有人的照片打印出来，送给你们，好不好？”“好！！！”这一声答应，响彻云霄。作者：晚报记者谢正宜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