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媒体“跑两会”：嗅觉一流　问题理性(图)

　　编者按2007年“两会”首次准许境外媒体记者在征得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本人同意后，可进行直接采访。在他们看来，这是《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自2007年1月1日起实施后的第一次演练，并把“两会”采访视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前中国对国际媒体的透明度越来越高的一个指标。全国人大新闻中心首次公布代表团驻地的详细地址，首次允许境外记者直接联系采访代表等诸多新举措，也让境外记者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开放的气氛。

　　本文作者多年采访“两会”，与许多跑会的境外媒体驻京记者十分熟悉。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两会”在这些境外媒体眼中也不断变化着……??

　　同人不同命

　　境外记者跑“两会”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新鲜事物，原来只是外国媒体在北京有常驻机构，香港回归之前，中央政府允许几家香港媒体在北京、上海和广州设立常驻机构。

　　参加“两会”报道的记者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常驻北京的国外新闻机构记者，他们大都通晓中文或配有懂中文的助理。第二类是在中国境内常驻的香港记者。第三类是临时参加“两会”采访的外国或港台记者。

　　一开始境外记者的待遇和内地记者差不多，除了不能上主席台，可以在一楼拍照采访，当时的记者证也是按照A、B、C、D区分。但是登记为摄影记者的境外记者，可以在一楼很接近主席台的地方停留。后来让境外记者觉得不公平的是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可以在主席台上游走，并在最佳位置摆放摄像机。在领导人出现的时候，常常可以听到境外记者压低嗓门呼叫：“CCTV！CCTV！XINHUA　NEWS（新华社）！”因为他们被挡住了视线。由于境外记者服务的媒体不同，境遇也不同，大家凑在一起，常常慨叹“同人不同命”！

　　结果现在每年的“两会”，除了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的记者等少数媒体外，所有记者一律在二楼（摄影记者）和三楼（文字记者）。但是在二楼依然出现争抢最佳拍摄位置的情况，甚至出现器材掉落一楼的险情，所幸没有伤人。于是，又规定记者不能在二楼第一排和第二排架设拍摄器材。一楼只有大厅可以滞留，这里也成为记者采访聊天的地方，所以又有“人大茶馆”之称。境外记者发现大约上午10点以后代表们开始上洗手间，于是堵在门口，贴身紧逼进行采访。会后境外记者像游击队一样在会场里四处“出击”，这是令负责会后清场的大会警卫部门无可奈何的事情。

　　境外记者嗅觉绝对一流

　　20世纪90年代后，每年一次的“两会”更为境外记者关注。由于《香港商报》《大公报》《文汇报》等媒体与其他外国通讯社一样常驻北京，可以在会前采访国家有关部委的领导、体制改革方面的权威人士，因此采访“两会”可以说是有备而来，事前将“两会”要向代表报告的主要内容，即将通过的报告和法律法规的内容都作了准备。“两会”的港澳代表和委员遵循在香港披露信息的惯例，也乐于接受记者各种形式的采访。

　　大家原来看惯了在大会堂东门内地记者祥和平静地采访与会代表的情景，后来被港澳台和外国记者近乎疯狂的围追堵截所取代。境外记者的能力可能不如内地记者，但嗅觉绝对一流。我们的记者在“两会”全体会议的时候，大都守候在东门，这里是代表和委员主要入场的地方，但是境外记者多数却集中在北门，因为这里可以堵到政府官员。

　　今年“两会”政协开幕时阴雨连绵，许多政协委员也从北门进入会场，结果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央行行长周小川被境外记者围个水泄不通，寸步难行。这种情况过去很难在国内记者中出现，特别是在大报或者国家通讯社和中央级电视台、电台记者中出现。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在报道方向上的不同，记者们对此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境外记者最关注的是中国体制和人事方面的变化，他们认为个人因素在中国社会形态和政治生活中起很大的作用。所以在“两会”中，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面孔往往成为他们眼中的政治晴雨表。

　　今年“两会”香港《明报》高级记者阮纪宏特意带了一个电子望远镜，目的是要看某个中央领导同志是否出席大会，由此来推测是身体原因还是政治失势。结果令那些没有带望远镜的境外记者既羡慕又嫉妒。

　　境外记者的理性选择

　　境外记者在“两会”采访过程中，常常对一些政策或事件提出尖锐的问题，而且角度近乎刁钻。从境外记者的角度出发，他们在考虑提出问题时，除了新闻五个W——即when(时间)、where（地点）、who（谁）、what（什么）、why（为什么）的基本要素以外，面对的是理性选择，在理性选择中辨伪和传真的价值取向选择，显然是辨伪比传真更有冲击力，更能为读者所喜欢。所以他们更趋向于报道辨伪的新闻。

　　在重大国际事件的新闻处理上，他们也是这种心态。特别是涉及人权和主权问题，境外记者往往是站在“人权高于主权”的立场上处理新闻采访。比如南联盟问题，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潘文作为战地记者到南斯拉夫采访，在北京分社做社长以后，仍然坚持“人权高于主权”的观点。在前些年“两会”采访时，遇到国内记者采访华侨代表关于印尼暴徒欺辱华人问题时，代表要求中国政府表明立场。潘文误认为西方的观点已被中国媒体所接受。其实在20世纪60年代，印尼出现数次“排华”风潮以后，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解决了印尼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对此，我们可以从人道上关注，却不能干涉他国内政。记者如果缺乏积累，可能就容易出问题。

　　台湾记者在“两会”上关心的是台海局势，关注中央政府对台政策和对台湾政局变化的看法。有意思的是，他们一上会就盯住穿军装的代表和委员，特别是将星最多的军人。在今年“两会”期间，陈水扁再次宣称要“急独”的时候，台湾记者特关心中央政府的反应。因此今年“两会”低调处理阿扁的“喊话”，凸显了中国政府领导人的政治智慧，让阿扁错表三日情。还有内地一些习惯用语给台湾记者带来误会。一位代表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教育问题，感慨地说：“国民党时期读师范都不花钱。”台湾《中国时报》的记者就很奇怪，“台湾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读师范也要交学费呀。”其实在内地，习惯把1949年以前称为“解放前”，或者“国民党时期”。而在台湾，则是国民党执政时期和民进党执政时期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