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暖暖地照进顾泉雄的书房,他和妻子龚霞娟轻轻擦拭着胶片箱上的灰尘,检查、整理着胶片,为下一次出行做准备。他们已经计划好前往湖北湖南的山区去播放影片,走访那里的贫困村民。
5年花费15万元
自从2002年第一次走出家门,背起几十公斤重的胶片来到陕西延安,为当地老革命、干部播放电影,长宁区虹桥街道的顾泉雄夫妇已经辗转到了宁夏、甘肃、陕西、新疆、青海、内蒙、黑龙江等18个省、自治区的30多个县市以及全国40余所大学,花费了近15万元用于差旅、住宿、租借电影放映用具。
面对很多人的质疑和不解,顾老说:我今年已经70了,时间不多了,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些事情必须去做。我曾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并从事纪录片编导、摄影。我这几十年在路上,看到了很多地区至今仍然相当贫困,很多人甚至还没有看过电影;也有很多地区已经被外来文化侵占,孩子们也许只知道有“大片”、“商业片”,已经淡忘了我们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我们还有很多精致的纪录片。我希望为他们做点什么,也希望能够唤起大家对中国纪录电影事业的关注。
于是,顾老花费2.6万元,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购买了自己所拍摄的13部优秀获奖纪录片胶片拷贝,并制作了3000张VCD。这些影片如《夜上海》、《水中影》等,不仅风格独特、画面清新隽永,饱含丰富的感情和深邃的思想、见解,更可以看作是他为电影事业所付出的心血的浓缩。让他欣慰的是,这些年来,无论走到哪里,这些影片都引起了观众的共鸣,与观众的交流令两位老人感动,甚至震撼。
文化传播旅途艰辛
每次出行,他们都是9个大箱子,其中2个箱子装一些生活用品和换洗衣物,7个箱子装这些心爱的电影胶片和VCD,两个年近70的老人,就这样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这充满艰难险阻的文化传播之旅。
他们毕竟年事已高,身体也不算太好,多少次走在坑坑洼洼的乡间土路上,他们的行李车侧翻在地;多少次在异乡陌生的土地,火车、汽车不停地辗转;多少次在荒无人烟的广袤土地上,中饭就是靠大饼和水对付了过去,甚至还有因为高原反应,两个老人一宿一宿地难以入眠……最让他们难过的是不能得到理解和支持,有时甚至会遇到刁难。“有些地方要借用广场,工作人员不相信我们放电影是不收观众钱的,非要问我们要2万元钱。有些地方可以借用放映设备,却要5000元的租金。”
可是老俩口心态特别好,顾老说:“要说艰难,我们的艰难那里比得上那些边防战士?哪里比得上那些贫苦的农民?哪里比得上为了求学背着一身债的贫困大学生?”老人们印象深刻地记得他们所见过的那些苦难的人们。在内蒙古草原的蒙古包里,十年没有看过一回电影的一家五口人,兴奋得像过年一样,看完电影后,孩子们围着,“顾爷爷”、“顾奶奶”叫个不停,当他们离开蒙古包,一家人留下了热泪。在宁夏西吉县,海拔高、缺氧、严重缺水,当地人的居住环境、生活条件相当落后贫困。顾老来到这里,为1000名中学生放电影,当贫困学生李小霞带着他走进自己家用黄土垒成的土屋,见到瘫痪在终年不见阳光的土炕上的父亲,顾老感到十分难过,并塞给她父亲100元,安慰他,一定要让孩子继续读书。顾老已经记不清自己留下过多少次100元。100元对于大城市的人来说,很容易就被挥霍掉,在这些农民家里,他们却为了这100元感激涕零,甚至要下跪。
就是这些最贫困但是朴实的农民,那些嘴唇龟裂、眼睛清澈的边防战士,那些渴望求知的一张张孩子的脸,让顾泉雄夫妇俩坚持了下来。
攒够了钱继续上路
顾泉雄夫妇俩平时非常节约,很多衣服都穿了二十来年了也舍不得淘汰,而且家中还有一个需要治病的女儿,经济并不宽裕。他们几乎是把自己所有的退休金拿出来做这件事情的。有时候钱花光了,他们才会休息几个月,等积攒了足够的旅费,再去下一个地方。
很多人问他:“你把退休金花了,以后生病住院你怎么办?怎么这么傻呢?”可是顾老却很坦荡,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我看到了很多我应该要做的事,我必须先做。
这不仅让人心生感慨,偏远地区的文化传播,不是也不应该是一两个人的个人行为。顾老今年已70岁了,他也有蹒跚难行,望着山路力不从心的时候,到那一天?谁又能继续文化传播的艰苦之旅呢?
邓亦繁
顾泉雄在书房整理胶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