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江南时报民意版报道,吴江小学老师管建刚提出作文革命一说,即将出版《我的作文教学革命》,认为作文是公众的言说,是为了发表。该观点迅即引发公众广泛关注。
昨日,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苏州市作家协会主席范培松做客苏州市第十中学,纵论中学生散文写作和欣赏。
范教授认为,管老师的做法是一次试验,这是一件好事。“他的着眼点可能在激发学生的兴趣,这作为激励学生的手段是可以的,但我还是认为不是大部分学生都具有写作的天分。季羡林先生就讲,一个人要成才需要天资、勤奋、机遇多种因素。在发表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强求。众所周知。人的才能是多种多样的,文科学不好,还有理科,发表文章不能代表一切。”
作文的工具性不能轻易被颠覆,文章是多种多样的,有散文、美文,但也有公文、书信,后者的工具性就是很强的,任意否定作文的工具性是不科学的。“作文也是有规律的,它的谋篇布局都有讲究。不同的目标决定不同的要求,如果以发表为要求,作文就要适合发表的要求,这就有可能偏离考试和教学的需要。作文教学应以教学大纲为标准。”范教授告诉记者。
范教授还指出,管老师拿文章的发表作为作文的目的,势必导致一种结果,文章水平的高低与发表多寡挂钩,而这样的标准是不科学的。“发表的文章未必就是好文章,媒体有自己独特的胃口,报纸需要迎合大众的口味,它青睐的文章风格可能和真正的好文章的标准有一定距离。不能认为发表的文章就进了保险箱。此外管老师也忽视了一点,文章发表也是一种稀缺资源,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条件发表。当代中国高校就有这样一种现象,以发表文章评定学术水平优劣,这样就逼着很多硕士、博士去写文章,而学术刊物只有那么多,最后大家只能靠抄袭、靠花钱去发表,这样的现象值得我们思考。”对于管老师言及的发表作文有利于学生讲真话的观点,范教授表示不能完全赞同:“现在社会上有人喜欢讲假、大、空的话,这和作文是否发表并无多大的关系,这更多地和社会风气有关。文革后,巴金老先生写《随想录》倡导的就是讲真话的社会风气,巴老的呐喊在当时影响虽然很大,但并没有改变多少社会现实。我觉得讲不讲真话是一个社会问题,和很多社会因素有关,比如在商品经济中人与人的关系会有变化,过去暴力文化的影响等等。我们不能让作文担负那么大的一个社会责任,也不能期待它扭转整个社会风气,我觉得这样的做法可能和国情不符,我们必须回到实际生活中。另外,我要着重指出:“作文教育只是语文教育的一部分。我们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不能以作文教育替代语文教育,这夸大了文章的作用,是一种唐吉诃德式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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