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金融:反应式改革之路
2001年小泉执政后,把最初的2至3年设定为紧急应对处理不良债权等问题的“集中调整期”。小泉政权五年来,每年发表的《经济财政白皮书》的副标题一直采用“没有改革就没有发展”。
六年过去了,被冠之“金融改革”或者“调整”的实施,是否完成最初设想的目标?成功在哪里?失败又在哪里?日本的政治家、官僚与学者在六年之后开始回溯或者评述。他们的观点可谓针锋相对或者背道而驰。
改革的成功与不成功之处
日本的银行降低不良金融资产的目标已经完成,并得到了人们的肯定,日本所有专家几乎一致性地认为,改革确实为经济复苏提供了良好的金融环境。当记者问竹中平藏如何评价金融改革成功之处时,他认为这一改革“目前已经基本取得了成功”,但与他后来主导与推进的另一项未完成的改革——邮政改革相比,似乎更加肯定后者。他说:“实际上有两个改革,一个改革是反应式改革(Re-active Reform),另一个是促成式改革(Pro-active Reform)。反应式改革是一个非常被动的改革,比如进行的金融改革,目前已经基本取得了成功;而促成式改革则是比较积极的。在失去的十年,政治家、银行家们的看法和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适应环境变化进行改革成为大家的基本想法,因此,银行改革得以进行。就促成式改革而言,邮政改革就是一个案例。目前,中国关于邮政改革的讨论与当时的日本差不多。当时改革是针对其私有化,我们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那就是市场竞争已经非常剧烈,如果不进行改革,日本邮政的私有化、市场化是不可能的。实际上银行系统面临的也是如此严重的问题,然而银行本身还是拒绝改革的,因此促成式改革是比较积极的”。
对记者提出的“金融改革的成功与不成功之处在哪里?在日本的泡沫经济中,金融机构负有什么样的责任,或者说将来可以从这个过程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这个问题,日本银行理事堀井昭成坦率诚恳地说:“现在回顾起来,它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在他来看好的方面是,“放开利率无论从金融机构以及存款的对象来说,这种渐进的做法让人们有一种心理准备,同时,泡沫的出现也是与此相关的”。日本的贷款利息在1970年代就放开了,而存款的利息是从1985年以后放开的。最开始放开的是存款10亿日元以上的储户(相当于7千万人民币左右),后来由原来的10亿,变成3亿、变成1亿、变成5千万、3千万、2千万,银行放得越来越宽了。“放开利率后人们觉得以后可以自由竞争了,从银行贷款也就很容易了。事实就是如此,人们从银行贷款能够赚钱,他们使用银行贷款买地、搞房地产,所以就拼命的到银行去贷款,导致1980年代出现了泡沫。”
1980年代芬兰、挪威、瑞典等国家也都出现了泡沫,1985年到1990年的5年时间里,瑞典的房地产几乎涨了4倍,跟日本完全一样。但是为什么处于同样欧洲环境下的丹麦和德国,在同一个时期并没有出现泡沫?堀井昭成说:“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丹麦从1960年代开始,它的存款利息就放开并自由化了,致使贷款利率与存款利率同时竞争。银行为了保证银行的利益,在贷款和存款的利息之间要保持利润的空间,所以贷款部分卡得比较严。而日本是像芬兰和瑞典、挪威的做法,只是放开了大笔贷款的利率,而且贷款的门槛越来越低”。如果要有什么教训的话,我们认为与其阵痛,不如下决心动一个大手术,也许能解决问题。
应该说,日本的金融改革对日本经济具有长期性的影响。日本所有金融专家包括竹中平藏,都聚焦在增长潜力的问题上。“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日本的经济增长也就是在2%。但是从增长潜力的角度看,日本的经济会增长更快,如同10年前美国经济大讨论一样,当时都认为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过尔尔,但是其经济增长却经历了一个黄金时期,其经济增长潜力很有可能达到3-3.5%,所以人们称之为‘新经济’。因此,关于日本经济的增长潜力,我认为也可能达到2.5到3%。当然,预测工作是很严肃的,我们需要对此详加论证,相关讨论也会进行下去,而这项改革对经济增长是富有建设性的”,竹中平藏说。
但是一个问题记者至今没有想明白,竹中平藏为什么不回答“金融改革不成功之处在哪里?原因是什么?”的这个问题。回避了,没有给出一个字。但是这并不妨碍别人的探讨。
改革后评价的四个争论
在日本,既有对改革者的褒奖,也有完全不屑一顾的态度,甚至提出严厉的批评。以最有争议的竹中平藏为例,东京大学教授御厨贵对记者说“竹中平藏先生建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ichard C.Koo却认为“他什么都不懂”。为何对一个人的评价有着如此大反差?
在企业不景气和金融改革这一循环中,经济的复苏到底有多大程度是由金融改革政策所致,当改革者力图把经济复苏的“功劳”记在自己的账本上时,导致已经平息的争论再次爆发。综合所采访到的人与他们的回溯,记者认为时至今日日本金融改革存在着四大分歧,其背后是对日本的诸项改革有着判断上的严重分歧。
争论之一:为什么经济不好?是否由于银行呆坏账所致?以竹中平藏为代表的一派观点认为,经济不好是由于日本银行的呆坏账所致,所以需要对银行体系进行调整,否则日本经济的增长潜力就不能充分发挥出来。以日本金融权威深尾光洋为代表的另一派观点认为,经济不好的原因有四个部分:其一,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的下降,1980年代为4.5%,到1990年代已经降低到1%;第二,价格从1997年以来持续下降,进入通货紧缩阶段;第三,日本出现雇佣过剩、资本过剩与债务过剩;第四,银行系统的媒介作用下降,出现“流动性陷阱”,他认为,经济不好是多重因素的叠加,不能说经济不好仅仅是由于银行呆坏账引起的。
争论之二:金融改革的时机是否恰当?是景气恢复优先还是调整结构优先?景气恢复优先论者认为,必须首先使经济走出低谷,使企业收益增加、股市回升、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才能解决不良债权等一系列结构性的问题。因而,应当采取一切必要的缓和措施促进经济增长;Richard C.Koo批评竹中:“如果没有人向银行借钱投资的话,为什么要改革银行?完全没有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先要改经济,给企业创造好一点的环境,等到企业开始复苏的时候,再搞改革也不迟”;而“结构改革优先论”者则认为,目前的经济衰退同以往的周期性经济衰退不同,是结构性或制度性的衰退。而且政府一次次地延误改革的结果已使得各类问题积重难返,单纯地采取量的缓和措施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只能是再次延误改革时机,并产生更大的道德风险。所以必须在金融财政等领域推进各种大胆的制度改革,为彻底的结构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才能使以民间需求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得以实现。
争论之三:经济低迷时期货币政策的作用有多大?政府该不该采取刺激内需措施?当出现经济萧条时财政政策该扮演什么角色?一个是进入,另一个是不进入。日本政府采取的对策是透支、扩大财政赤字以扩大内需的政策。反对政府进入者比如竹中认为,“日本政府采取了刺激内需的措施,十年期间日本投资102万亿日元修建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但是日本政府大规模投资的结果,不过使经济增长了1%。”支持扩大内需者比如Richard C.Koo认为,“为什么在泡沫经济期间日本的GDP一点没有减少?这是因为政府的做法是和民间完全相反的结果。铺桥、修路扩大了政府支出,虽然日本政府的财政赤字增加,但得以维持GDP没有下降。1929年美国大萧条时期胡佛总统不肯借钱,所以美国GDP丢了一大半”。
就金融政策或者货币政策而言,一种观点认为,不管出现什么问题,只要金融政策调整,就是一服灵丹妙药。还有人认为只要日本央行多印点钞票,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也就说用通胀来治理紧缩;另一派观点认为,在日本经济特有的不景气情况下,无论采取什么金融政策或者金融建设,既没有意义也没有效果。从1990年代以后,日本央行投入的货币总量超过100%--300%,但是社会对货币的需求量却一直稳定在100%,因为民间向银行的货币贷款一直在下降,只有政府在借钱,只要政府停止借贷,不管银行怎么努力,货币供给需求一定是下降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日本并没有独立的金融政策,原因是只有政府在借钱。
争论之四:经济复苏的原因是金融改革的成效还是市场的作用?竹中的观点是,当银行呆帐率下降之时,才使得经济繁荣又回来了,也就是说经济复苏之源正是五年来坚定不移的改革的结果。这一观点几乎遭到很多的人反对,一致认为“这个结论太武断”。深尾光洋理事长纠正道:现在日本持这种看法的人也很多,实际上不是这样。不是因为金融政策和制度的改革促进了经济恢复,这是不对的。仅靠日本金融制度和政策的改变并没有使日本经济复苏,即使金融机构健全了,经济也会继续恶化。因为如果经济不复苏,就是银行清理了不良债权,还会产生新的不良债权。正是由于日本经济的发展了,所以银行业收益提高了。2002年到2003年日本经济开始复苏,与其说是日本的金融改革取得成效,倒不如说是对外国的经济贸易的扩大带动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其中,中国经济发展贡献最大。深尾光洋站起来对记者说:“竹中平藏就是这么认为的,我跟竹中平藏评价的观点是不一样的,我认为竹中平藏的看法是错误的。”(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 赵忆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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