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阿久津（左）采访蒋效愚。
学汉语与看奥运
10多年前，阿久津在东京大学读书时学的是令人羡慕的法律专业，然而毕业时他却选择了自己喜爱的新闻工作——在《朝日新闻》当了一名体育记者。回忆起这些年的采访经历，他有一种人生如梦的感觉。虽然记者这个工作带给他很多生活上的动荡与漂泊，但也收获了不少职业荣誉感。
作为《朝日新闻》驻北京专职报道2008年奥运会的记者，为了使自己更好地投入到工作中去，阿久津把夫人和孩子从日本接了过来。
早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时，《朝日新闻》已经为4年后的北京奥运会做准备了——派阿久津来北京学习汉语，为报道北京奥运会埋下伏笔。为此阿久津放弃了去采访雅典奥运会的机会。
2005年，阿久津刚从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学习汉语结束不久，就从本报《北京奥运特刊》发现了不少新闻线索：高碑店民俗风情家庭旅馆、文明礼仪现象等等。他主动与本报建立联系说，《朝日新闻》在北京饭店的办公处能看到《人民日报·海外版》，每周五他都认真阅读《北京奥运特刊》，从中了解北京奥运日新月异的变化以获得有价值的新闻线索。
1964与2008
上个世纪70年代初出生的阿久津，很遗憾自己没能见到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盛景，但他从父辈们对往事的津津乐道中、从媒体图书的记载中了解了那段历史。他很清楚奥运会在日本经济腾飞以及重塑日本在世界面前形象的重要作用。
同样，当历史的机遇定格在2008年的中国北京，作为日本最重要的媒体，阿久津说，《朝日新闻》像重视1964年东京奥运会一样重视北京奥运会。阿久津除了现在专职在北京从事奥运筹备的报道外，奥运会举办时，《朝日新闻》将派出类似东京奥运会期间最庞大的采访队伍：40至50人左右。阿久津得意的是，在北京奥运会倒计时1000天，朝日新闻为他开了4个版，特别发表他写的关于北京奥运筹备的文章。在刚刚过去的奥运会倒计时500天时，《朝日新闻》连载了他3篇奥运给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带来变化的文章。
生活与工作
《朝日新闻》最新统计的发行量为早刊800多万份、晚刊400多万份，每天合计发行量高达1200万份左右，是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报刊之一。在华盛顿、伦敦、开罗、曼谷、北京设立有朝日新闻5个总局。
“很多中国朋友对我说，希望中国队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拿到辉煌的奖牌数量，但说老实话，奖牌问题并不是我最关注的问题。”阿久津说，即使到奥运会举办时，他最关注的仍然是奥运机遇给这个飞速发展的古老国家带来的改变。
2006年多哈亚运会新闻中心，本报记者与阿久津以及他《朝日新闻》的同事不期而遇，阿久津惊讶地发现本报采访亚运会的记者都很年轻，于是他写了一篇中国年轻记者多哈练兵为北京奥运做准备的文章，后来这篇文章被新华社翻译成中文播发。
今年“两会”期间，阿久津办了一个采访证，他采访了很多“两会”关于奥运的话题和人物，加上以前采访的蒋效愚、何慧娴、魏纪中、刘鹏等人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朝日新闻》将筹划奥运专版。由于工作和生活在北京，阿久津去过中国的10多个省市，对中国非常熟悉和了解，他爱吃烤鸭、宫爆鸡丁等中国菜。他说，奥运会结束后，自己面临两个选择：继续留在中国当驻外记者或者回到日本当体育记者。无论哪一种结果出现，他都会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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