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悦读时代

　　悦读时代

　　很多奔忙在快节奏里的城市人，书买的越来越多，但看得越来越浅。对于另一部分人而言，读书正在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 本刊记者/罗雪挥

　　中国人的阅读率真的下降了吗？

　　2006年4月，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公示的2005年《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指出，中国国民阅读率6年来持续走低，人们“没时间”读书和不习惯读书成为主要原因。

　　不过，这个全国国民阅读样本包括了农村和小城镇。与阅读率下降的担忧相反，浙江博库书城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冲说，从来没有感觉到杭州书店的客户在减少，反而是图书的发行量一直在上升，而刨除提高书价等因素，人均图书的消费量也持续在上升。

　　徐冲于1981年步入杭州书业，从营业员出身，曾先后主持过包括浙江图书大厦在内的三家书店，亲眼见证了书店的历史发展。

　　事实上，具体到中国的一些大城市，这几年人均图书消费正在以较大的幅度上涨：比如上海、深圳，比如江苏、浙江的一些经济发达城市。

　　而与此相对应的是，这几年，中国的阅读环境和阅读习惯正在发生改变。

　　深购买，浅阅读

　　在中国的大城市里，昔日冷冰冰的书店正在改头换面。徐冲在2001年筹备浙江图书大厦的时候，除了面积超大，更明确地提出要建设非传统意义上的新华书店，要以读者为本，比如摆放绿色植物，较多地安排座位，保持地面整洁，以便读者在找不到座位时能够毫不为难地席地而坐。他还强力推行了一项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措施，将卖场所有的书架编号，给在架的数十万品种都输入它的架位号，便于读者利用计算机查询。

　　而作为一个老书店人，徐冲明白，最核心的部分还是书，“准备了他明确需要的图书，推荐了他模糊需要的图书，展示了他不曾想到的图书，这样才算是一种好的服务。读者要什么你没什么，你再微笑也等于零。”为此，徐冲对图书的品种要求到了严苛的地步，出版社们一度反映浙江图书大厦的业务员最“各色”，会为添一本不畅销而读者需要的书穷追不舍。

　　难以想象1978年。当时的青年读书分子徐冲，曾在杭州新华书店门前排着长队，不过是为了买一本最通俗的《唐诗选集》。那年重印的一批中外文学名著和数理化自学丛书让长久阅读饥渴的中国人欣喜若狂，同样的疯狂采购发生在中国各大城市。而此前，中国的书店早已名存实亡，温州的新华书店甚至在一次武斗中被大火烧毁。作家孙犁在1975年3月于珍存的“今日文化”书衣上记录：书店无书，售货员袖手睡去。青年无书，大好年光虚度。出版的东西，没人愿看。家家架上无自购之书，唯有机关发放之本。转日破烂回收，重新返回纸厂。”

　　同是1978年，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写到，“一个北京人到上海，发现当地的书店居然在‘开架卖书’，他觉得十分新鲜，便给报社人写信，希望在全国推广这种好办法。”而画家陈丹青则在新近出版的《退步集续编》中回望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距离世界有多远：“书店里摆着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欧阳海之歌》，川端康成与三岛由纪夫已经写出他们最重要的作品，在日本作家会议上彼此苦苦谦抑，先后自杀了。”

　　“饥荒的年代已经过去了。”近30年后，早已成为书店职业经理人的徐冲平静地表示。书店的客户流在稳定地不慌不忙地涨。

　　1998年上海书城的开业被徐冲视为中国超级书店经营划时代的开端。超大型图书卖场包括连锁店不断增加，图书品种极大丰富。竞争中的书业服务提上日程。此刻，有幸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在厌倦了良莠不齐的地摊型书市后，开始在本世纪的周末成群结队地走进卖场享受“悦读”。正如同人们日常购物越来越多的进入沃尔玛、家乐福。在庞大的购书中心里，匆匆而来，一边打手机，一边推着购物车像捡越冬白菜一样，一次买几十本书的人比比皆是。虽然其中的绝大多数都可能在被阅读了封面封底后，在之后的数年内被束之高阁，但读者最重要的目的是快速从海量信息里甄选出有用的方法甚或谈资，那是几乎惟一现实可行的现代生存之术。

　　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如今定居北京的网民“尚可”曾一度购买了所有感兴趣的新书，只是为了跟上最新的时尚，交流最新的理论。然而，月购书费达到过千元的她却更怀念童年的阅读，曾生活在河北农村的“尚可”，因为爷爷当过地主，家里还偷偷存着传下来的线装书。她拿着与村里的其他小朋友换连环画，还偷偷阅读姐姐收藏的青春小说，阅读的快乐稀少但真实。而如今，她既面对着体量巨大的图书卖场；也面对着阅读更为贫瘠的家乡。这几乎是一道她再也无力跨越的文化壁垒。虽然在很大程度上，阅读的消费并不直接等同于文化的质量。

　　“传统新华书店的客户数量或者在上升，但独立书店的客户，以阅读作为生活方式的人群数量一直在下降。”北京万圣书园的主人刘苏里总结。他将凡是为了身体健康，职业升迁，考试励志，甚至是学者为了研究需要而看的书，都剔除在阅读之外。刘苏里认为，从上述定义来看，中国的阅读者不仅在减少，而且和转型社会本身的需求不成比例。因为此时的人们困惑会更多，心灵的危机会更多，会更迷惘，会更焦虑。而能够缓解的阅读良方，比如诗歌，正日益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

　　独立书店， 让阅读变成生活方式

　　1993年，作为独立书店的北京万圣书园诞生。

　　结识万圣书园的主人刘苏里后，乐评人颜峻2004年在一篇文章中说：这是所谓的民营书店崛起的时代——读书人中间的行动主义者开始卖书，带着他们的浪漫和卤莽，依靠嗅觉和自学的商务知识，从新华书店手中抢救了奄奄一息的书籍零售市场。

　　颜峻认为，万圣书园才像是书店：不是说能够用极简派的设计伪装出清高，把理想和性格压缩成品位卖给小资；也不是说店员真的会笑，而是光线和声音，和书的摆放。比如《反对自由主义》摆在什么位置，河北教育社的诗歌丛书摆在什么位置，《视界》摆在什么位置，这一定是要有道理的。

　　而80后写作者羽戈说，自己在上大学以前还很少进过像样的书店。高中时代，他所在的安徽颍上县城的新华书店倒是有两家，但其中陈列的多是教科书，而且版本老旧，包装粗劣。

　　多年后，在一个静谧的午后，已经成为西南政法大学学生的羽戈，走上重庆烈士墓商场的二楼，推开了重庆万圣书园的大门，立刻被店中飘扬的古典音乐营造的氛围吸引，“如果要庆幸自己大学的四年是在西政度过的，那么，必须更加庆幸万圣书店曾在西政旁存在过。”

　　十几年来，类似于万圣书园这样的书店，陆续出现在中国的城市里。而像颜峻和羽戈们一样，许多阅读者，在海量的图书大厦之外，找到了契合自己气质和审美的书店。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上海，也曾有过类似的好时光。生活书店的门市部遵循创办人邹韬奋的教导，把书店布置得像图书馆，有的人几乎天天都去，比在图书馆阅览室看书还方便。而在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开设的内山书店，店堂里摆着可供读者休息和看书的长椅和桌子，免费供应茶水。鲁迅夫人许广平后来回忆，“内山书店特辟一片地方，设了茶座，为留客人偶叙之所，这设备为一般书店所没有，是很便于联络感情，交接朋友的。以后鲁迅乐于利用这一设备，几乎时常地去，从此每去必座谈”。后来，当内山在四川北路设店之后，沿用了漫谈的方式，这里就成为了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思想阵地，包括郁达夫、田汉、欧阳予倩等，及许多来沪访问的著名文化人士。

　　几乎半个多世纪后，随着以民营书店为起点的中国独立书店先后兴起，北京的万圣书园、上海的季风书园、南京的先锋书店、杭州的枫林晚书店、贵州的西西弗书店、广州的博尔赫斯书店等在各地陆续脱颖而出，中国的读书分子才真正把阅读从一种求知转变为一种生活方式。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记者柴静说，几乎隔一两个星期她就会去北京万圣书园，在那里安静地消磨一个下午。她将万圣视为价值观相同且有独立思想的判断者，虽然这种判断不太会影响她自己的购买，她只是“看得出某些用心。”柴静举例，比如一些图书的摆放，并没有做任何的标记，而看懂的人都要会心一笑。柴静喜欢那种志趣相投的默契，她是万圣的客户，万圣主人刘苏里则是她的观众，她还记得刘苏里上来打的第一个招呼，“其实你做的一切我都看在眼里。”

　　“独立书店的个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创业人”，《中国出版商务周报》“特色书店”栏目编辑李星星介绍。比如几乎所有成功的独立书店都附带有休闲的咖啡厅或者茶座，举办讲座、展览、定期播放小电影，亦或纯粹作放松的用途。万圣书园的醒客咖啡开业有5年多了，刘苏里的定位是一个在自然状态以外可以想事和发呆的地方，只是在这里想的，并不是针头线脑，很个人情绪化的小事，刘苏里对客户的定位是高智力，即强力思考的人群。一个同道中人因此在其博客“苏里说话”上留言：“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人总是要靠思想站着！一本好书能够影响一群人！一群人能够影响一个城市……”

　　就在不远处，紧邻北大的北京单向街图书馆，许知远们的时髦与趣味则要恍惚轻松得多,这里最大的妙笔是那个长着大树的院子，一个院落之于一个书店，就好像伍尔芙笔下一所房子之于一个女人。2007年春天，台湾诗人鸿鸿与颜峻、车前子在这里举行诗歌朗诵会，鸿鸿觉得特别有气氛，他评价颜峻的朗诵情境：“音乐像潮水一般弥漫，他的声音在中间浮沉。在这里读到那些暴风雨呀，云呀，北风呀，然后就看见阳光就渐渐没了，然后过了一会又渐渐回来了。”多年没有来过北京的鸿鸿很高兴感受到这样的气氛，庶民生活的气息跟各种知识的小圈圈联合。

　　青年作家张悦然则在这里感受到了阅读的自由。不久前的一个有些阴冷的下午，她在此开设讲座，看到那么多人挤在一个小书店里，心里觉得很是温暖。做完活动之后，她又在书店里逗留了一段时间，买了两本书，在沙发上舒服地坐着读，心里充满了感恩。广东青年赖澄之是这里的常客，他为单向街画过素描，而其正在写作的小说“江水弯弯月儿俏”，有一部分就是在这里完成的。他喜欢这里的宽松，书可以拿到院子里，没有人干扰你写作或者是阅读。

　　浙江博库书城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冲密切地关注着中国独立书店的变革。他曾经钟爱过台湾诚品书店，因为那里贩卖的不只是书，还有生活的风格。它的口号之一便是“在书与非书之间阅读”。徐冲总结了做书店的真谛：没有理念支持的书店，哪怕很豪华很奢侈，也将找不到它的灵魂。而没有灵魂的书店，多一家或少一家，其实都无所谓。

　　读书人有读书人的快乐，做书店的人有做书店的快乐。从事安利销售的70后青年娄晓华，一直希望开一家书店，并且真的付诸实施。这里更像是他的私人书房，每天深夜12点到凌晨2点，是他的私人阅读时光。这里的图书并不流行，娄晓华选择的是他认为10年后也可以销售的图书，销售规则也很怪异，一周内购买的新书，只要保存完好，就可以原价退款，可接着购买第二本图书。

　　娄晓华的书店每年都要亏一万多块钱，2007年4月9日，记者和他联系的这一天，他只卖掉一本书。娄晓华权当是一种快乐消费，别人选择卡拉OK，他选择开书店。令他欣慰的是，喜欢它的人喜欢得要死，80％的回头客都是25到30岁之间的年轻人，“有这么一个地方在,幸福感挺强的。”

　　顶好的去处，还是书店

　　“我要人们对书店有一个全新的想法。我心目中的书店应该像是一座发电厂，放射出真与美的光芒。”20世纪初的文学家克里斯多佛·莫利曾经发出这样的道白。这是全世界阅读者对于书店的期许。

　　2007年元月31日，画家陈丹青关闭了自己的博客。他在《收摊的话》中，提出“网络、博客近年火，实在是大家无聊。顶好的去处，还是书店。”他认为，要学好，顶管用的办法，一是老老实实读好书，一是老掉牙的话，就是受得了委屈，吃得起苦。

　　4月15日，他的新书《退步集续编》在北京图书大厦进行签售。书腰上是一个醒目的问号：“一退再退，所为者何？”走进书店，面对读者的陈丹青进一步解释，他其实并不能够号召大家去读书，因为这不是一个读书的时代，世界范围内的读者都在流失。但如果一个人上过网络后，还喜欢读书，就说明他内心的要求还在。陈丹青认为，图书一定不会消亡，阅读是人们的本能，但是此外则发生了很多事情。”

　　无独有偶，万圣书园的主人刘苏里正现实地把书店打造成一个阅读的好去处，功能上有些类似图书馆。刘苏里表示，到万圣来，不是只能够消费一种东西，人们需要见面，需要争论，他颇为自豪地举例，常常有人在醒客咖啡为某个理论争吵，吵着吵着就跑到书店找论据，“寻找思想的炮弹”。

　　但是在实体书店中稳当坐着的刘苏里，仍然开始考虑未来的阅读变革。他观察着真实存在的网络，可能给哪怕最铁杆的读者带来的是什么？虽然还没有想到具体的方法和结果，刘苏里断定未来是一个实体书店与网络的完美结合，出版、销售、阅读将在一个合适的点成为三位一体，实体书店的80％甚至90％左右要被取代，而替代不了的，一定是属于个人化创造和个人化体验的结构，即非知识的部分。在这条产业链上，发起者是谁甚至已不再重要。

　　“回到实体书店是个很好的观点，但已经是一个落伍的说法，现在只不过是一个过渡期。”在未来中孤独摸索的刘苏里告诉记者。他在过渡阶段引进了流行的品味，吸引了一些原本不是万圣的读者，比如记者、设计师、很职业化的白领和职业经理层。乐评人颜峻担忧，万圣的领子越洗越白。2004年他就在文章中发出疑问，“如果再没有了万圣，那意味着什么？”

　　纵然阅读的未来风云莫测，仍然有人愿意回到书店，不知魏晋地闻着书香。生于70年代的女子程然想要看到的仍然是一本美丽的书：有设计，有留白，初见有一点点惊讶的欢喜。这个唯美主义者刚刚出版了散文集《一心一意来奉茶》，封面是一叶芬芳，那种嫩绿色在书店才能够看见，而且细部有纹理，有凸起的手感，不管是颜色、声响、还是触觉，都是纯看电子版本永远无法领会的。

　　正如台湾女子钟芳玲在《书天堂》中表示：“对于藏书家而言，一本书的生命不仅取决于文字所散发出的能量与魅力，还有形体所承载的历史感与美感。如此浪漫、怀旧的感性情怀，如何能用理性去解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