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正石家庄解放初期的过火斗争

　　石家庄解放后的几天之内，各区街即成立起贫民会和贫民纠察队，在斗争决定一切的口号声中，随意斗人、打人、捕人甚至处死人现象相继出现，石家庄陷入新的混乱之中。刘少奇得知这一情况后，指出这是方向性错误。

　　档案背景

　　石家庄解放之初，各区成立了统一领导的工作委员会，首要任务是组织贫民会。

从1947年11月16日开始，各区、街普遍组织起贫民会和贫民纠察队，其中混入大量的反动分子，很快发生了“借粮”风潮和极左的清算斗争。在斗争决定一切的口号声中，贫民会及其纠察队随意斗人、打人、捕人甚至处死人现象相继出现，纠察队每天集中，吃大锅饭，把斗争果实吃光。他们还随意查抄平分工商户的财产、“谁有钱就斗谁”，俨然成了第二政权。一时间，工商户受到了贫民会清算查抄和内部伙计斗争清算的双重威胁，造成极度恐慌。当时的石家庄，陷入了新的混乱之中。不仅工商户恐慌，广大贫苦市民对这种做法也极度不满。

　　石家庄是中国革命总战略发生转折时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是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建立的第一个政权，担负着中国城市工作的试验田的任务。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委对石家庄发生的情况非常关注，先后在1947年11月20日，12月6日、9日、16日四次对石家庄工作作出明确指示，特别是在12月16日的指示中，不仅尖锐指出石家庄城市工作中的方向性错误，而且全面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

　　刘少奇的指示很快传达下去，全市各级采取一系列措施后，混乱状态得到纠正，市面逐渐安定，城市工作步入正确轨道。

　　档案介绍

　　档案名称：黄敬同志（时任晋察冀边区敌伪资产管委会主任——记者注）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传达刘少奇同志对石家庄工作的指示。

　　档案介绍：市档案局编研处处长傅丽娟　这份档案保存在石家庄人民政府全宗，属永久卷，编号为3－1－2，此档案共7页。

　　档案原文

　　……（省略号表示本报刊登时省略了原文的部分内容，下同——记者注）

　　少奇同志指出，我们的整个工作，缺乏从石家庄的特点出发。因此，工作中有些错误，甚至带有方针上的错误。

　　这样做是大家同归于尽

　　……城市工商业愈发展，城市贫民的生活也就获得了保障。城市的工人和贫民运动是以恢复和发展经济为准，是为把城市经济发展了，而不是把城市经济破坏了。这里所指的，不仅是公营企业，私人工商业也需要发展，要发展私人企业就得保证其有相当的利润。这是工人、贫民必须服从的方针；否则不仅害了资本家，害了公家，而且也害了工人、贫民，是大家同归于尽（失业、无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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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石家庄搞的清算斗争，是从乡下带来的。清算斗争在乡下是合法的，应该的，我们都支持它，……但在城市里搞清算，一定会把工商业算垮……

　　在城市中对保甲长，对封建恶霸，对汉奸特务的斗争，也不该采取斗争大会的形式与直接斗争的方式来处理。对这些人的斗争需要通过政权形式。斗争大会又是从农村搬来的，……斗争会实际上是第二政权，我们只看到斗争大会，看不到政府。现在斗争会决定一切，可以打人，可以捆人，我们报纸也说“打得好”！鼓励群众去打。群众可以没收其（被斗争方）财产，可以处理财产，但是从始至终不经过政府。还有个别的同志，不经过市委及政府的批准，就领导群众把人拖死了，这是错误的，违反纪律的，都是无政府思想的表现。……

　　工资过高是自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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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奇同志还对工商业中的另外几个问题作出以下指示，可以开工、开张的，一定要开工、开张；……工人的待遇也不能过高，现在要使工厂复工，有钱可赚，使工人维持一定的生活，领导上要经常和过高的要求做斗争。否则，就成了破坏政策。听说现在排子车的工资定得过高，工资过高，是自杀政策，因为工资过高，成本就要高，成本高了工商业就要赔钱，结果大家都不雇，工人就失业了。

　　政府不单是

　　工人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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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于敌伪的物资及汉奸战犯特务贪官污吏的财产，是可以清理没收的。但并不是说凡是这些人员，不分轻重，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地要加以没收，这样做就错了。一般国民党员及敌伪小职员的财产不应没收。对保甲长的财产，看他鱼肉人民的轻重，贪污的轻重而定，轻的可以不动，重的动一部分，但不弄光，不要把局面搞得很大，不要弄错了。……

　　一般群众团体都没有没收财产的权力，没收的决定和处理，要通过政府……

　　今天工会完全代表工人的，但政府则不完全是工人的政府，或工人贫民的政府。以工人和厂方的问题，不能由工会直接来处理。把资本家问题交工会直接处理，那是无产阶级专政，结果会破坏工商业……

　　（注：文中小标题为编辑所加）

　　档案解读

　　从风云激荡中拨乱反正

　　市政协副秘书长、石家庄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栗永

　　一切服从于斗争需要

　　石家庄解放初，在城市工作中存在着很多“左”倾错误，把当年在农村斗地主搞清算的办法机械地应用于城市。

　　石家庄人民政权建政之初，各区成立了统一领导的工作委员会，工作组进街的首要任务，就是普遍组织贫民会。从1947年11月16日开始，各街普遍发展贫民会员。

　　当时的指导思想是，组织得越快越好。有的区、街提出了“三天组织，五天斗争”的口号，限期完成组织贫民会的任务。于是普遍急于求成，争先恐后，加速进度，会员大登记，很快，市内一区、二区的贫民会就普遍建立起来了。同时，贫民纠察队也相继建立了。

　　贫民会成了最高权力组织。有的区提出了“一切权力归贫民会，统一领导街政权、纠察会”、“一切组织形式都要服从于斗争开展”的口号。

　　混入大量敌特分子

　　发展会员只从生活穿戴等表面上去看是不是“穷人”，而忽略了从政治上、本质上去区别，导致了一部分国民党军、政、警、特和汉奸、逃亡地主混入贫民会，有的甚至掌握了领导权。

　　六区方北村，贫民会中军警、国民党自卫团、壮丁队及国民党情报特务占了贫民总数的30％。袁家营贫民会主任家有4辆洋车，占有3名妓女。一区九街贫民会曾发展到了1078人，而贫民会主任是国民党保安队员，组织委员是饭馆掌柜。二区十街仅一个自然街的贫民组长就有4个旧甲长。

　　一区十二街的书记先生是日伪时期平山警备队长、国民党军炮兵营连长和教导队教练官。一区十三街管户口登记的是日伪涞水县长，十九街的纠察队长是国民党特务。国民党自卫团团长也成了十七街的贫民组长。

　　“借粮”风潮

　　一面组织贫民会，一面开会进行宣传、教育，酝酿诉苦斗争，一连进行了5－7天，只是参加贫民会的人不能做生意。贫民中，75％的人为小商人，有人不满地说：“我们组织起来干什么？尽开会，误不起工，该发粮食。”领导将此种意见认为是群众的普遍呼声，“恩赐”观点由此而生，随即提出“借粮”口号。先由贫民会讨论对象，然后去“借”，很快形成“风潮”。

　　以一区为例，四街到苦修远借粮3684斤。十三街有个万聚永电磨坊，只批发，不零售。该街贫民区以“穷人不能买面”为由，即到该电磨坊强借小米185斤，谷子1671斤，麦子1872斤，棉花500斤。十四街也起而效之。由献粮发展到献布、献房。

　　“谁有钱就斗谁”

　　1947年11月20日后，便开始了清算斗争。先开小组会诉苦，找准靶子，便开会斗争。斗争决定一切，在口号声中，可以捆人、打人，甚至处死，可以查抄平分财产，俨然成了第二政权。而纠察队则每天集中，吃大锅饭，把斗争果实吃光。由此，很快引发了混乱，随意斗人、打人、捕人现象相继出现，并进而发展到清算工商户。

　　当时，由于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多数人抱着“参加斗争分财物”的思想，认为“谁有钱就斗谁”，“穷人翻身，就得平分工商业”，“之后没穷没富了”。

　　有的外籍贫民，听到农村土改平分土地，觉得城里做小买卖难混，便产生了“趁机斗工商户，分点东西，就回家去分地”的思想。一区清算查抄65户，就有10户是工商户，三街纠察队抢了十六街商号里顺成，南大街封了5家箩圈铺。有的干部认为工商户必然和敌伪勾结，“不和敌伪勾结，就不能在石门开业”，应当清算，换“东家”，主张店员向东家清算。

　　太和药店店员要求增资七倍，东家给店员分货、分股子，大吃大喝。一时，工商户受到了贫民会清算查抄和内部伙计斗争清算的双重威胁，处于极度恐慌之中，纷纷谋出路。有的愿与公家合营以保全自己免遭清算；有的则想辞退伙计关门；有的转移分散资本、货物，转成小摊贩。南大街封了5家箩圈铺后，顿时30余家业已开业的箩笼铺关张。有的出走平津。甚至有的工商业者被斗后自杀。

　　拨乱反正

　　当时的石家庄，陷入了新的混乱之中，不仅工商户恐慌，广大贫苦市民对这种做法也极度不满。有的市民说：“不能再让贫民会斗了。要是把买卖斗得都关了门，石家庄成了小乡村，穷人更难过。说是城市吧，没有商业，说是乡村吧，没有地种。”

　　中央工委负责人刘少奇得知这一情况后，直接指导石家庄的城市工作，及时发出指示。

　　刘少奇的指示很快传达下去，之后，市委、市政府立即取消了贫民会、纠察队，着手考虑建立区街党、政机构及各行业工会组织；立即停止群众清算斗争；召开了工商会座谈会，宣传党的工商业政策，将查封的工商户启封，安定人心；发布布告，除人民政府及公安局外，禁止任何团体和个人没收财产及捕人、打人。

　　采取以上措施后，混乱状态立即得到纠正，市面逐渐安定，人心稳定，城市工作才步入正确轨道。本报记者　沐雨　实习生　杨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