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法律（之六）(图)

———十三行里一口通商枷号笞杖市井行刑 接触与碰撞正在被枷号的男子

　　海通以来，岁月蹉跎，中国社会已渐臻法治之道。追溯数百年前中土泰西，彼此由互认为想象的异邦与存在的他者，经由磨合、碰撞终至会通超胜，这些对于我们借鉴既往，瞻视当下尤其具有积极意义。由此本刊特开设《接触与碰撞》专栏，向读者集中展示这一波澜起伏的历史过程，共10期，本期为第6期，敬请关注

　　田涛

　　1602年，善于贸易经营的荷兰等国开始组建“东印度公司”，通过海洋贸易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国政府指定广州作为惟一的贸易口岸，并设立粤海关，对海上贸易征收税款。广州的口岸贸易形成了“公行”时期的特殊贸易形式，西方人被限制在指定的地点居住，并且只能与“公行”进行交易，由于公行共有十三家，历史上又称作“十三行”。“公行”时期的贸易争端以及所诱发的法律冲突，是中国的法律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1696年于巴黎出版的《中国近事报道》系统地描写了当时的西方人对中国政治和法律的见闻：

　　如果说中国人喜欢扬善的话，他们对那些细小过失的惩罚也未尝没有道理：各种罪行都有相应的惩处办法。最普通不过的是杖刑，挨的杖数不到四五十时，便称之为父罚；不管是臣子还是庶民都免不了要挨打，这甚至不是一件丢脸的事。执刑之后，罪犯还得跪在法官面前，只要身体还行，就必须长跪施礼，老老实实地感谢法官对自己的教诲。

　　这一刑罚也很残酷，身体羸弱的人挨上一板子就会昏死过去，为此而死去的也屡见不鲜。当然，在刑部行刑的时候，也有办法使自己的苦痛得到减免。最容易的就是给打手们行贿，一般都会有好几位打手一块儿执杖，每5杖就得换人，目的是打得更重更沉。他们一旦被买通了，下手时就得顾着点儿。他们深谙量力而行之术，就是当着监刑官的面，打下去照样很轻，几乎没有感觉。

　　另外，衙门里还有一些人等着雇佣，他们与差役串通一气。只要行刑令一下，他们就巧妙地取代罪犯的位置替他受刑，而罪犯却溜到人群中去了。这种用金钱移花接木的事情比比皆是，且还是一种职业，中国有不少的人都是靠替人受刑而讨生活。

　　西方人在广州居留期间，曾对当地的司法情况进行了直观的描绘，英国人托马斯·艾林是一个画家，他的作品“戴枷示众”，在当时是较为著名的一幅铜版画，画面中一个男人正带枷示众，旁边的官员一手拿皮鞭，一手执枷锁，正在对犯人执行刑罚。而图右的妇人想必是犯人的家室，正在给自己受罚的亲人喂饭，犯人右边的孩子用稚嫩的双肩奋力托起木枷，以减轻父亲的负担。这种画面足以让我们想象，那个木枷该有多么的沉重。由于是西方人的作品，因此从人物服饰上看，带有很明显的西方特征，但毫无疑问，这正是中国大清朝广州繁华市井正在“枷号”刑罚的情况。

　　居住在广州的西方人还对当时广州的监狱情况从西方人的角度进行了观察和了解，对于这种中国式的监狱里的情况，英国人柯克作了细致地描述。中国式的监狱在历史上应当称作“牢狱”或者“监牢”、“牢房”。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清朝时期的监狱，可能会令我们产生反感或者不愉快的回忆，但这种描述仍然值得我们加以研究和思考。

　　中国的监狱是一些没有外墙的小院落。院里四周是一些我们拦野兽用的小室。门窗不是钢筋的，而是用双层的粗竹木密密地排起，以至于里面漆黑一片，看不见任何东西。普通囚犯白天可以在院子里活动。他们双脚戴着沉重的脚镣，用很短的铁链连起来，手上同样也戴着手铐。小室低矮，极易攀爬，囚犯们在院子里放风时，狱吏们只有借助于这些东西，以防他们逃跑。这些地方恶臭冲天，像动物园里圈动物的牢笼。

　　托马斯·艾林还绘制了一幅“鞭笞罪人”图。远处的牌楼和守卫的士兵依稀可见，在牌楼外面，正在执行一场杖刑，监督行刑的官员发号施令，一个衙役手执木杖，屈膝用力向犯人身上打去，而犯人正如砧板上的鱼肉一般，任人杖责却毫无办法。右边的大概是犯人的亲人，跪地向官员老爷们苦苦哀求，其中一人还被衙役推搡。画中的人有的低头哀叹，有的掩面而泣，可以想象受罚犯人的哀嚎声和围观亲人的哀求声该是多么令人不忍。远处的只有南方才有的椰树，表明这正是当年广州城司法状况一角，而其场景从图片中明晰可辨。位于今天广州同文街附近的英属东印度公司，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被英国炮舰发射的炮弹击中，毁于战火之中。无数的小船载着十三行的人马仓皇逃窜。在一片火光之后曾经辉煌一时的广州十三行，顷刻之间付之一炬，化作一片废墟。从此“公行”在历史上逐渐销声匿迹，而“公行”时期的法律也鲜有后人去进行研究。但是大清帝国的国家成文法———《大清律例》，被译成英文在西方出版后，又陆续被翻译成法文和德文。被误会了的历史，竟然是中国的国家成文法及其法律文化，早于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首先走出了国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