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如何调?
林毅夫:利率政策有特效
樊 纲:汇率治不了顺差
本报记者 李梅影 发自海南博鳌
4月21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07年年会午餐会上,两位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与樊纲激论了一番中国宏观经济形势。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认为,今年有更多的可能性利用利率政策来调整投资和消费。
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这么高,通货膨胀率这么低?对此,林毅夫表示,中国从2003年以来,经济的高增长主要靠的是非常快的投资增长,投资占中国GDP的比重已经超过40%。高速的投资增长没有变成高的通货膨胀,林毅夫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从1998年以后,中国经济就出现了通货紧缩。
他还十分形象地打了一个比喻:中国的物价指数就有点像把一条冰冻的鱼从冰库里面拿出来,一边放在锅炉里都煎得快焦了,而另外一边却是冰的。
高增长为什么还让政府感到非常的操心?林毅夫分析说,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投资的高增长每次都集中在少数几个领域,比如说2003和2004年主要是在汽车、房地产领域;2005年就集中在化工产业。这样高的投资增长,很可能就让中国的过剩生产力的情况更为恶化。
林毅夫指出,宏观调控方面,在过去,中国政府经常较多地依赖行政手段。而今年,过剩生产的状况减少了很多,比如在过去,计算零售物价指数的16类商品中,物价上涨只有4类,物价下跌的有12类;但是到现在,物价上涨的有10类,物价下跌的只有6类,这样为用利率政策作为调控的手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背景。
林毅夫分析说,企业可能对利率政策会敏感,四大国有银行当中已经有三家上市,这种状况之下银行不会像过去那样无限制地给企业贷款,将来企业投资的自有资金比重要增加更多。
顺差问题是目前大家关注的焦点,在该午餐会开始时,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就说:“薄熙来部长本来要参加我们今天的会议,后来因为出口如此之大,顺差如此之大,他已经坐不住了,就打电话告诉我们,他必须留在北京处理一些问题。”
对此,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专家委员樊纲说,顺差是一个国家的剩余储蓄。国际上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就是中国的消费太低,但中国人消费水平低,首先是因为中国人没钱。事实上,中国过去十年来的储蓄倾向一直为收入的25%-28%,并没有提高。
樊纲认为,目前储蓄提高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中国的企业净收入,特别是企业未分配利润在增加。企业储蓄占GDP比例从过去的10%升至现在的18%。目前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在总储蓄中的比重已经几乎持平,均为40%多,其中企业储蓄从过去的20%提到40%多。
樊纲的结论是:中国继续增长的贸易顺差,需要在制度上解决,这已经不是政策上的问题。解决中国的贸易顺差问题,不仅是汇率问题;光在中国这方面解决,不在美国那方面解决,也解决不了问题。
地产大鳄VS经济学家
高级社区是不是资源浪费
征收物业税能否抑制房价
本报记者 李梅影 发自海南博鳌
4月20日,在博鳌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房地产业的绿色议程”分论坛上,任志强、潘石屹等房地产大鳄与经济学家对房地产热点话题进行了争论。
经济学家林毅夫向各位地产“大佬”提出质疑:“现在到高级的社区去看,一问房子都卖出去了,可是到晚上基本上都不开灯,这是不是资源浪费?买高级房地产的人似乎越买越多,是不是把房地产的价格拉高了?中低收入的人他们在买房的时候发现,他们很难支付这个价格,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地产界“名嘴”任志强回答了林毅夫的问题。他说,从全国的情况调查,中国拥有第二套住房的比例只占8%,而这里面商品房不到6%,这8%的比例中收入越高的人群第二套住房的出租比例越低,越穷的家庭比例里,第二套住房用于出租换取收益的比例越高。任志强认为高档房里有很多确实是黑着灯的,但是税都交了,不等于是浪费资源。
“我国公布的房价涨跌多少,都没有把二手房的数据计算在内,而是分开放计算的。真正买房的人肯定是把它合起来取中位值。为什么我们在统计上不能和国际接轨呢?”任志强说。
当被问到对物业税征收的看法时,任志强又有惊人之语:“认为物业税可以把房价压下去是最愚蠢的推论了。”
但同是房地产商的潘石屹并不同意任志强的看法,他说:“与一些地产商不同,我认为物业税的征收有助于抑制当前房地产业面临的两大问题:房价上涨过快以及空置率过高。”
潘石屹指出,现在房地产存在的问题是房价上涨速度太快和空置率又高,在这种情况下,把流通环节的税降下来,再适当增加一些物业税,就会鼓励大家把房子流通起来,把空置的房子降下来。
林毅夫表示,物业税能够一定程度解决高档住房空置的问题,但要解决问题的实质,征收资本获益税更为重要,因为这能直接指向投资导向购房的获益根源。
中行副行长朱民回应排长队问题
投资百亿重建IT系统
柜面洁净要靠激励机制
本报记者 李梅影 发自海南博鳌
4月22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07年年会“银行业的创新和全球增长”分论坛上,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成为焦点人物,一系列关于银行排长队、银行服务等问题都被抛给了他。
最近,银行排队问题颇受关注。怎样解决老百姓在银行办业务排长队的问题呢?
朱民回答表示,要做客户细分,专门搞一个付费的柜台,用于买基金、买其他的银行代理产品等,都可办理。买复杂产品需要耐心地给客户讲,这也是国际银行的实践,中国银行在上海已经开始试点做这个模式,同时,对整个网点进行改造,重新划分功能区域。
朱民说,这个问题背后还有IT支持的问题。现在银行柜面的服务项目、产品越来越多,所有的基金都要联接无数的网络。中国银行现在投资100亿元,重建一个完全的IT系统。但现在柜面挨骂的情况还存在,毕竟中国银行有数以万计的网点。
对于银行排队的原因,朱民解释说:“排队是一个很大的事情,现在我们老是挨骂,其实这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大家以前到银行去的时候业务很简单,就做存款和取款,开几个窗口存贷没有问题,但是今天银行的柜面业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我们搞了一个大户室,但会导致矛盾越来越大,客户会说我等了半天也没有人理我,结果来了一个大款就让他进去了。”
对于有人问到银行柜面玻璃不干净的问题,朱民认为,这件事讲小只是个灰尘的问题,讲大是国有企业固有的本质,就是激励不到位,责任不到位,熟视无睹。要改变员工的行为,改变企业的文化,那是几十年的事情。要让员工自觉地擦灰、擦玻璃,要把整个激励机制改变。
朱民指出,中国银行现在的市场已经是全球银行的兵家必争之地。和以前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今天想做世界一流银行,必须在中国有战略性的市场,所以展望今后的竞争,是会打得天昏地暗的。在这个情况下,不用国际标准要求自己是不行的。银行是服务业,做得不好就要挨骂。
对于中国银行业的竞争格局,朱民认为,过去五年,外资银行对中国的市场有了很好的了解,他们学习得很好,所以,市场全面放开后,竞争将是非常激烈的。当然,在过去五年里,中国的银行经过重组、上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朱民说,五年来,竞争主体发生了很大变化。五年前,是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的竞争;现在,我们自己有战略投资者,所以,各大银行之间及其战略投资者之间都展开了竞争,这是一个大格局。
尤努斯:中国小额信贷是“一条腿走路”
本报记者 李梅影 发自海南博鳌
4月21日,诺贝尔奖获得者、孟加拉乡村银行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在博鳌亚洲论坛2007年年会上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目前正积极推动小额信贷,但现在的小额信贷只能放贷,不能吸纳存款,是一条腿走路。
尤努斯表示,非常愿意用小额信贷模式帮助中国农民,每次来中国,都感受到变化。虽然并没有去过中国的农村,但听说农村的变化比城市来得慢一些,那会带来一些问题,中国的领导人事实上也关注到并正致力解决这一问题。尤努斯说,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非常重要,中国应该有全新的思路和清晰的法律架构,并积极在地方进行尝试。
尤努斯指出,占全世界总人口60%的人拥有全世界总收入的6%,这是非常不平衡的。“贫穷并不是由穷人造成的,贫穷是由体制的失灵造成的。”尤努斯说。
尤努斯还指出,整个商业或商务已经被概念化了,大家认为商业就是为了赚钱,就是把利润最大化。他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不能认为做生意只是赚钱,这一观念对整个人类说是有侮辱性的观念。
尤努斯说,现在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目标最大化公司和公司目标最大化公司,这样可以证明,除了追求利润之外还可以做出其他的事情,可以为全世界的人带来一些好处。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陈德铭:
中国将建30天
石油战略储备
本报记者 李梅影 发自海南博鳌
4月21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陈德铭在博鳌亚洲论坛2007年年会上透露,到2010年,中国将建成相当于30天进口量的石油战略储备规模。
陈德铭在年会举行的“亚洲如何进行合作确保能源安全”专题讨论会上表示,中国从发展的角度出发,应当建立一定的石油储备,以防止突然出现的复杂情况,并及时做出紧急应对。
“我们不能走得太快,因为还缺少资金。同时,国际油价仍然在高位震荡,如果中国大量储备,可能对价格会有影响。”陈德铭说。
陈德铭强调,中国对石油战略储备规模的规划设计,一方面从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出发,同时也考虑到对世界能源市场的影响,避免造成国际油价的剧烈波动。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同时又是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石油净进口国。目前,美国、日本等国家都建立了90天使用量的战略石油储备规模。
据陈德铭介绍,中国政府已经在酝酿和制定建立石油储备的法规性文件,这些文件将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中国政府在若干年内要达到一定的石油储备量;二是要求中国经营石油的企业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储备。
陈德铭说,文件还将对中国石油储备的布局进行合理安排。交通方便、与现有炼油企业邻近的地区,是设立国家石油储备基地首要考虑的因素;此外,建立石油储备还应符合环保、土地使用方面的政策。
能源问题是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焦点话题。出席会议的德勤全球能源与资源总监克里斯托弗·尼科尔森表示,现在是能源的非常时期,亚洲石油资源储备有限,而需求量却十分巨大。韩国首尔国立大学教授金泰由认为,随着亚洲各国开始进入工业化阶段,各国越来越倚重于制造业,如果能源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势必影响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他指出,亚洲国家应制定共同计划,以更好地应对下一次可能出现的能源危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能源价格的稳定,使价格不断攀升的恶性循环不再出现。这对亚洲的石油进口国提出了很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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