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始于“二王”案奖金最高五十万

　　邯郸农行5100万元特大监守自盗案的全面告破仅仅用了67个小时，悬赏通缉制度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据邯郸一位警官称，举报者将至少获得总共50万元的赏金，其中每抓获1人，公安部就给予5万元奖励，邯郸警方给予20万元奖励。

　　来自《民主与法制时报》的报道称，一位观察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认为，随着形势发展，针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而实行的通缉令悬赏破案机制，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在媒体日益发达的今天，颇具中国特色的通缉令悬赏破案机制已经日臻完善。

　　据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介绍：“中国每万人中有11名警察，而欧美国家是35名。但我们的追逃能力却是世界一流的，这应该归功于群众路线和悬赏通缉制度。”王大伟说，没有这种制度，邯郸农行案就不会破案如此神速。中国警力有限，但民力无穷。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家弘认为，邯郸案件的迅速侦破得益于快速、及时、全面地发动了全社会的力量。“在邯郸案件侦破过程中，悬赏通缉的成绩十分突出和明显。”

　　王大伟说：“我们做过统计，公安机关破案的线索，70％以上来自人民群众，而发布A级通缉令后，破案率会上升10％~20％。”

　　由于新闻媒体的发达，特别是网络的兴起，悬赏通缉让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基本案情等向社会公开。这样，一方面便于群众举报，另一方面也给嫌疑人造成巨大压力。“2005年2月3日，公安部发布了对蔡豪文（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交通运输管理处长）的A级通缉令，蔡本人看到这个A级通缉令之后，2月5日就打电话，表示要投案自首。”

　　王大伟介绍说，目前的通缉令悬赏破案机制始于1983年轰动全国的“二王”案，当时公安部紧急发出13号通缉令，首次悬赏通缉。而此前一直是有通缉而无悬赏。

　　中国社科院一位专家说，按照当初的设计，公安部A级通缉令的奖金是“5万元起步”，最高20万元，由公安部直接支付给举报人；B级通缉令“起步价1万元”，最高5万元，由省级公安机关支付。但后来公安部自己突破了这个限定。譬如，去年4月30日，公安部发出A级通缉令，悬赏30万元缉拿吴国昌（吴蓄意破坏铁路、妄图颠覆旅客列车）。而浙江黄岩特大纵火案（烧死17人）嫌疑人刘卫雄，浙江警方悬赏30万元征集破案线索。目前，被称为“最值钱”的疑犯标价达到50万元，那是三个未知姓名者——1997年11月5日，他们用匕首将扬州市某美容院3名女服务员杀死，抢走了钱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