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传媒是新闻的守望者，它不时地发现社会前进中的浅滩暗礁、痈疽疾患，及时地发出警告，推动社会健康地发展。”——李良荣⑴本文源于2006年10月以来频繁发生的矿难事故，在事故发生后，关于矿难的报道就成了人们关注的话题。矿难报道在新闻界一直都是比较敏感的素材之一，它所涉及的工业体制、安全监管、劳动保障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均为记者不太好把握的题材方面。但是在信息爆炸的今天，作为信息传播的源头——记者无法去回避也不能去回避这个问题。
在本文中笔者试着从各个角度去探究记者在矿难报道中应该遵循的尺度和准则，从而也引发出关于当前我国矿难报道问题的思考。
关键词
矿难报道
记者
事实
人文关怀
国家形象
“矿难”——这个让我们所有人都胆战心惊的字眼，最近竟如此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2006年10月份以来，中国煤矿重特大事故发生频率加快，当月煤矿事故起数比上月上升26.1%，死亡人数上升44.4%，就在山西同煤集团焦家寨矿“11?5”矿难确认造成19名矿工遇难、28名被困矿工生还希望渺茫的同时，太原一家私开煤矿发生透水事故，10人被困井下。此前几天，甘肃连续三天发生三起重特大煤矿事故，造成34人遇难。“目前煤矿事故出现高潮和反复。”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王显政作出这样的判断。
——材料来自新华网（2）
尽管从SARS之后，我们的大众传媒更加透明，我们的记者也随之有了更多揭露灾难的勇气。但是当面临着今年下半年接二连三的矿难，各大媒体却显得那样措手不及，矿难报道的真实客观、人文关怀、深入程度以及该报道所产生的方方面面的影响都将真切的牵涉到受众对媒体的信任程度、对突发事件的接受态度以及政府对矿难事故的处理政策和意见。所以对此问题，我们实在是有探讨的必要。
1 用事实说话
1．1 遵循事实的本来面目
作为一名记者，遵循事实的本来事实面目是毋庸置疑的行为准则。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特别是面临威胁与诱惑时，心中的那杆秤是否还能保持平衡就有待斟酌了。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事例：新华社在对待2002年发生的11名新闻记者在采访山西繁峙“6?22”特大爆炸事故中的受贿事件时，当事实全部查清后给予权威刊发事件经过和处理情况，新华社这种“自曝家丑”的做法在中国新闻界具有突破性意义。（3）
尽管业界对新华社的这种“高姿态”大加赞扬，甚至标榜其为媒体学习的楷模，但在笔者看来，这件事却是的的确确的喜忧参半，喜的是大众传媒特别是新华社这样首屈一指的新闻单位敢于承认不足，自我检讨；忧的则是个别记者在威逼利诱面前是那么不堪一击，于事实不顾，以个人利益得失为行为准则。可曾想过，记者收受的贿赂里面包含了多少人民的血和泪！可能正是由于记者的玩忽职守，导致了真相无法昭示天下，肇事者继续逍遥法外，幸存矿工继续冒着生命危险工作，遇害家属终日以泪洗面。可见，这里的事实已不再是简单的原因经过结果，而饱含着记者深刻的社会责任感和保护弱者的良心。
1．2 不畏强权，保护弱者
这个观点可能会被认为比较偏激，毕竟它把强权和弱者硬性推向了天平的两端，让记者们去取舍。但在矿难报道中，记者需要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你捍卫了强权，就必定会重重地伤害弱者，使他们几乎丧失所有改变弱势的希望；反之维护了弱者的利益，又必然会触犯强权，随之而来的可能是自身利益受到威胁。
所以我们说：“舆论监督已经成为新闻工作中考验记者职业道德、职业水准的特殊战线。”（4）很佩服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去寻求事实真相的记者，他们做的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事业，因为真相的背后一定隐藏着受害人的痛苦与悲伤，为了帮弱者讨回公道，把强权击倒，他们选择了风雨兼程。可也有一些记者却在关键时候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不但没有伸张正义，反而连最起码的人格都失去。这些情形只能说明在“舆论监督报道披露事实、揭发不轨行为的背后，一定有记者清白的人生和职业操守”。（5）
“不畏强权，保护弱者”其实就是新闻的本质生命——真实性的表现，只是在矿难报道中这种真实性被赋予了特殊的内涵，而记者此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揭露真相与否把持在你手中，叹服于一位记者的信念：“不管怎样，绝不那沾满弱者眼泪的新闻素材和报道做交易”。（6）
1．3以深度唤取关注度
“灾难报道对于深度化的忽视，是一种新闻的灾难。”（7）
约翰·穆勒曾经说过：“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中，曾经有过而且也还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远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8）由此看来，报道中发散思维的运用是多么必要，记者应当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的探究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解决方案，从而引发受众的思考和社会多方面的关注。
对于记者来说，我们能够掌握的受众对各种信息的关注程度对于报道应该把握怎样的深度大有帮助。1998年洪灾期间，《中国青年报》在北京地区的调查显示，在有关抗洪救灾的报道中，读者最关注的三大问题是受灾群众的生活情况、汛情的发展和洪水造成的经济损失。（9）由此似乎可以影射出矿难报道中读者最为关注的话题，那就是遇难家属的安置情况、出事煤矿怎么整顿等非常现实的问题，而我们的报道却习惯于将新闻几大要素即“5个W”交待清楚就万事大吉了，只有少数的几家报纸会作相应的深入采访和报道，而且也并未完全按照受众的意愿去做。
我们可以看一下国外关于本国矿难的报道：就拿前不久美国的西维基尼亚州矿难来说，在CNN网站的报道中，压题的照片是神情肃穆的人们点起烛光，纪念遇难者的情形。该事件的系列报道不仅详细描述了矿难发生的整个过程，而且对事件起因和相关责任作出了客观分析，对事情的善后处理也作了说明。在这里，遇难矿工们首先是作为一个人被关怀，而他们的社会角色，职业，地位等都居于次要地位了。很多时候记者都会抱怨说没有新闻素材，而我认为，新闻报道的事实本身是一个素材，关于该新闻的深入报道又是另一个独立的素材，而且我们不能排除里面会包含着更多意想不到的“料儿”。对于矿难报道这种可以深入挖掘的素材，记者如果放弃掉，不仅是自己的损失，同样会给读者们留下遗憾。
2 人文关怀：记者关注的新空间
2．1人文关怀的由来
“对生命的敬畏与关怀，应是灾难报道的第一要义。”（10）从广义上说，新闻作品中的人文关怀，首先表现为将“人”放在新闻报道的核心位置，人文关怀最基本的要素就是对生命的关怀，其次表现为作者自愿充当普通民众生活的真正代言人和作品表现的真情实感。（11）
灾难报道中应倾注“人文关怀”这一提法已不新鲜，并且在“九八抗洪报道”、“印度洋海啸报道”中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实践。它与我国新一代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思想相得益彰，也体现了我国的新闻人在构建舆论和谐社会上的有力探索。但就矿难报道而言，我们似乎少了点“人情味”，发生时间、地点、原因、死亡人数等这些冷冰冰的要素是矿难报道的“主角”，请看下面一则报道：“15日中午，晋中市矿山救护大队在事故矿井下又找到了8位矿工的遗体。至此，山西省灵石县王禹乡南山煤矿‘11?12’矿难被困的34位矿工全部遇难。同时，抢险人员发现，井下储存的炸药已经全部自燃。事故抢险工作也随之结束。”这不到100字的文章，着实很客观，客观地让人窒息，34个生命就这样一笔带过，丝毫没有人文关怀的痕迹，不知道我们的读者在这样冷漠的笔触下会作何感想。
2．2矿难报道中的人文关怀
记得当河南省大平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后，《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呼吁媒体“少采访遇难者家属”，认为“记者把摄像机、照相机的镜头对准哭哭啼啼的矿工家属，让失去丈夫的遇难矿工家属抱着襁褓中的婴儿‘谈一谈’，让失去儿子的古稀老人在镜头面前‘说一说’这种方式缺乏最起码的人文关怀。”（12）的确，这些只是最起码的人文关怀，甚至可以说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而作为记者，一个背负着大众传播重任的“无冕之王”，我们的笔触中是否应该流露出对肇事者的痛恨，对死难家属的同情，以及对避免这类问题再次发生的信心？需要声明的是，这并非与新闻报道的“客观性、真实性”相违背，我们充分相信“记者的舌头还是藏在后面的”。但设想一下，如果把这种模式化的矿难报道继续下去，最后连一个旁观者都可以把时间、地点、死亡人数稍作修改，变成一篇新的矿难报道，这种局面该是多么可悲！
正如美国学者迈耶斯说的那样：“我们过多地关注了新闻价值，而未关注道德价值。”（13）用我们的笔去体现人文关怀吧！无论是当事人还是受众，他们期待看到的不只是客观公正的报道，更是记者火热滚烫的心灵。
3 在公共关系中的表达
3．1引发公共政策的诉求
当一件打破常规而又有足够大的负面影响的事件发生后，往往会让人们反思事件背后所隐藏的制度性缺陷，从而引起公共政策方面的诉求。而且受众的关心，突发事件本身所蕴含的某种普遍意义，大众传播媒介的介入使得指向某种政策诉求的公众舆论的产生成为可能。因此，突发事件往往成为触发公共政策议程创立的因素。（14）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孙志刚事件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的制定，这里就不加赘述了。
笔者认为，矿难报道应该充分利用好突发事件与政策诉求之间的关系，如果记者的报道能够引起全社会对此问题的关注和思考，进而提醒有关部门加大执法力度，制定出更为完善法律条文，那么记者可以说是“功德无量”了。当然，人们并不能完全依靠舆论去解决实际问题，也不能指望着凭借记者的笔发挥出无尽的能量，这些都是不现实的。况且记者也不是真正的管理者，我们不能把他当作万能，毕竟问题的解决是要靠领导集团的理智决策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但是突发事件这种引发公共政策诉求的特性应该被记者很好的利用起来，因为除了媒体，其他的单位或个人很难实际操作。
3．2报喜还是报忧？
以往的新闻报道往往报喜不报忧，对很多存在的缺点总是避而不谈，至多是轻描淡写的提一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长期以来我们的新闻报道存在一种思维定势：宣传典型，可以起到正面引导效应，报道缺点或问题，那就会在社会上产生负面效应，容易给方方面面带来不必要的麻烦。（15）
“报喜不报忧”有它一定的道理，而且也长期指导着我们的主流新闻媒体。不过在当今各种媒体争相出彩的情况下，受众接受信息的渠道五花八门，而且受众也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而是开始主动的寻找信息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如果还一直把持着这一思想，恐怕就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了。
摒弃“报喜不报忧”并不是让我们的报纸充斥着灾难与血腥，那样的新闻人只能评价为“回避主流的本质真实，而关注细枝末节，其用意只能解释为有意识形态的歪曲企图。”（16）记者应该把事件全面地呈现给受众，好的让它越来越好，不好的想想为什么不好，给大家一个渡过难关的信心和决心。作为一个国家的人民，他们并不害怕自己的国家遇到灾难，因为同胞们可以“众志成城”。他们害怕的是受到蒙蔽，坏的变成好的以致于是非颠倒，如果每天都是“晴空万里”，那么如此舆论下的人民会失去“居安思危”的能力。
4 矿难报道与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是指国家的客观状态在公众舆论中的投影，也就是社会公众对国家的印象、看法、态度、评价的综合反映。（17）
4．1利用重大事件宣传国家形象
中国驻联合国代表沈国放大使1999年在接受《环球时报》的“大使访谈”时指出：“当今世界，媒体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既是舆论的传播者，又是舆论的领袖。”（18）现代社会的舆论制造者除了媒体还是媒体，有人会说这不一定，因为某些单位或个人也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制造出有影响力的“舆论”，可是这些所谓的“舆论”并不能拥有较大力量，跟笔者所说的“社会舆论”无法相提并论。所以拥有强大力量的媒体必须把自己手里的那杆枪刺向该刺的地方。
在中国，媒体又具有不同于别国媒体的特殊任务，就是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舆论环境，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这不仅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更是媒体自身能够获得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因而媒体对这一特殊任务理所当然的义不容辞。
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是优质舆论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方面，媒体可以做的就是“找准时机，多加宣传”，而重大事件的发生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因为在这个时候，会引起国际国内的更多关注，这些关注有的是单纯出于对事实本身的好奇心，有的则不排除别有用心，毕竟反华势力并未完全灭迹，他们随时等待着时机好好“逞能”一把。因此，我们的媒体在“报道这类新闻时，要力求通过对负面新闻的报道产生比较积极的正面影响”。（19）特别是在对外报道中，通过对矿难事件的报道表现政府部门的善后得力，监管部门的亲力亲为，人民群众的援助之手等都是很好的宣传角度，这么做比自己掩盖事实，最后却被“敌人”不经深入调查就大肆渲染报道出的反动新闻要好的多。
4．2 根据“议程设置模式”（20）先声夺人
1987年7月18日由中宣部、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和新华通讯社联合发布的《关于改进新闻报道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有关突发事件报道部分这样规定到：
突发事件凡外电可能报道或可能在群众中广泛流传的，应及时作公开连续报道，并力争赶在外电、台之前。
这一规定十分符合现阶段我国对外新闻报道的要求，究其本质就在于将“议程设置模式”大胆运用到实践构想中，不失为明智之举。我国现阶段所处的国际环境可谓是风云变幻，发达国家的虎视眈眈，发展中国家的不甘示弱使我们不得不绷紧神经，时刻警惕国际社会上的各种声音，时刻准备迎接新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与其作壁上观，倒不如先入为主，对本国的突发事件报道先发制人，占据舆论高地，不给外人趁虚而入的机会。这一点国内媒体现在做的并不尽人意，矿难报道很少有“当天出事当天发”，都是当消息已经在互联网上传遍了时，我们的主流媒体报道才“姗姗来迟”，而且寥寥数笔，已经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至于公开连续的报道，基本是没有机会“粉墨登场”。
由此，在矿难报道的问题上，我们要充分贯彻党中央的相关规定，“自己的事情自己说”，不要给外人插嘴的机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持舆论优势，稳定社会大局，在国际“舆论战”中立于不败之地。
注释：
（1）节选自李良荣为《转型中国：媒体、民意与公共政策》一书所作的序言
（2）新华网——https://www.xinhuanet.com/
（3）陈龙、陈霖：《新闻作品评析概论》，中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207页
（4）《记者的职业良知：坚守》 作者：刘畅
原文刊载于《新闻战线》2005年12月
（5）同（4）。
（6）同（4）。
(7)杜骏飞、胡翼青：《深度报道原理》，新华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85页
（8）杜骏飞、胡翼青：《深度报道原理》，新华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86页
（9）来自《中国青年报》1998年8月10日的有关调查说明
（10）杜骏飞、胡翼青：《深度报道原理》，新华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87页
（11）陈龙、陈霖：《新闻作品评析概论》，中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21-23页
（12）《灾难报道中的人文关怀——从〈一名记者的困惑谈起〉》 作者：刘鹏原文刊载于《新闻记者》2005年1月
（13）《灾难报道的视角错位——对印度洋海啸报道的反思》
作者：陈花明原文刊载于《新闻记者》2005年1月
（14）汪凯：《转型中国：媒体、民意与公共政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版，第16-17页
（15）陈龙、陈霖：《新闻作品评析概论》，中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162页
（16）陈龙、陈霖：《新闻作品评析概论》，中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5页
（17）张桂珍等：《中国对外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第13页
（18）张桂珍等：《中国对外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第48页
（19）张桂珍等：《中国对外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第115页
（20）议程设置模式：美国传播学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研究表明，大众传播媒介具有议题设置功能。其基本观点是：在特定的一系列问题或议题中，那些得到媒体更多关注的议题，在一段时间内将为人们所熟悉，它们的重要性也将日益为人们所感知，而那些较早的得到媒介注意的议题将日益为人们所淡忘。——转引自陈龙、陈霖：《新闻作品评析概论》，中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19页
主要参考书目：
1、《转型中国：媒体、民意与公共政策》汪凯/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一版
2、《深度报道原理》
杜骏飞、胡翼青/著
新华出版社
2001年12月第一版
3、《新闻作品评析概论》
陈龙、陈霖/著
中南大学出版社 2005年8月第一版
4、《新时期中国新闻传播评述》 姚福申/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年1月第一版
5、《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
单波/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6、《中国对外传播》 张桂珍等/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6年1月第一版
7、《灾难报道的视角错位——对印度洋海啸报道的反思》
作者：陈花明
原文刊载于《新闻记者》2005年1月
8、《灾难报道中的人文关怀——从〈一名记者的困惑谈起〉》
作者：刘鹏原文刊载于《新闻记者》2005年1月
9、《记者的职业良知：坚守》 作者：刘畅原文刊载于《新闻战线》2005年12月
(责任编辑：赵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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