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与国内访日记者聊,他说,东京尽管人多,但无“乱”象,而与东京比,国内的大城市则“乱”象显著。我懂他的意思,城市中不排队、公交车挤上挤下、人与人不保持距离、对人群流动缺乏有效引导、缺乏交通标记、交通站点之间衔接不好、人们不注意环境乃至个人卫生等等。
从经济学角度讲,近代城市是产业集聚的结果。在近代史中,与乡村的秩序相对,城市是自由的象征。城市摆脱了乡村的传统秩序、家长及大家族的压抑,是新兴阶级的大本营。但是,另外一个方面,近代城市的秩序,总是无法追赶飞速发展的城市自身。可以说,现代国家的主要问题,就是城市问题。以笔者的理解,那位国内的记者提出的问题,集中代表了中国高速城市化中的基本问题,其中包括我们城市的硬件问题。在千万人口大城市中,高速交通系统尚未能随城市扩大而普遍建立,这导致交通高峰期间人员滞留现象。而城市设计存在许多基本问题,如城铁与地铁、地铁之间、轨道站点与公共汽车、出租车衔接还缺乏精致设计。还有,各种交通指示标志、协调人员的安排也有问题。但是笔者觉得,除硬件外,我们是否还应考虑城市的软件部分,考虑硬件与软件如何结合的问题。具体说,最应着手改善的,是提高城市居民内心对城市秩序的忍耐程度。大城市居民对城市生活不便所付出的忍耐,我们也可称为对秩序的忍耐,或简称“忍耐秩序”。中国目前处在高速城市化时代,每年约有1000万人涌入城市。有位城市经济学家告诉笔者说,未来数十年间,在中国东南沿海,将出现数十座千万级人口城市,而这种未来,将创造世界城市发展史的奇迹。可以说,未来中国城市化,将是没有样本的巨大试验。笔者并不认为,日本模式完全适合中国,但是,在狭小空间、高密度居住、人流高速移动这几个特点方面,中国千万人口级城市与东京很相像。我们仅仅在硬件方面完善了这些城市的条件,而这绝对是不够的。我们要在建设无数参天大厦、连绵的巨大城市群同时,在人们心中建立秩序、合作、善意的巨大城市空间,而这一切,都要具备“忍耐秩序”的心理意识。首先,我们需要长期的交通忍耐。笔者看到很多东京上班族,每天用于上班时间达三、四个小时,数十年如一日。而他们竟然能忍耐,甚至甘之如饴。他们在车中站着睡觉、读书、听音乐。这一切,都需要巨大忍耐,而其中,当然也存在合理的回报。第二,抛弃私车财富地位的忍耐。在日常通勤中,东京人尽量乘坐地铁、公共汽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在人们意识中,私家车不能彰显身份,乘公共交通工具,也无降低身份之嫌。而城市居民保有的私家车,在个人财富意识中,并非分量很大。第三,狭小空间的忍耐。东京住房,多数很拥挤。四口之家住六十平方米极普通,但彼此少有影响。其实,东京住房墙壁很薄,彼此动静稍大即可察觉,但笔者长期以来居住各类住房,与各类人为邻,都少有受到邻居噪音骚扰。这种高密度城市中的安宁,是儿童自小训练的结果。第四,相互监督的忍耐。笔者并不认为日本高密度城市空间的秩序全靠内心自制,其中,要有某种隐私暴露危险的忍耐。正是因为众多“爱管闲事”人,秩序系统才得以维系。邻里有人不按分类规定扔垃圾,周围邻居总要发扬侦探精神,调查垃圾内容,找出蛛丝马迹,查出究竟哪家破坏规则。他们甚至将会把垃圾送至投掷人家门口。面对如此压力,那些放肆之人,也不得不收敛。巨大城市秩序的维持,“忍耐他者意识”不可或缺。而对巨大城市生活的忍耐,应从孩子小时抓起,应在幼小心灵中,逐渐建起适应高密度人口社会的基石。也许,由于外界的强大压力,人们才容易把外界要求内化为个人的道德意识。而个人道德意识的建立,才能让秩序保持下去。当然,笔者并不片面强调“忍耐秩序”。笔者认为,正是因为巨大城市存在巨大的自由,所以人们可以忍耐。城市空间的各种娱乐设施、各种社交场所以及众多的网络关系,是城市足以解消“忍耐疲劳”的药剂。但是,当未来巨大城市群出现时,单纯的自由无法维系城市秩序。这时,人们将会看到,“忍耐秩序”将与城市自由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