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湮没的历史：日本承认曾在桂林强征慰安妇

　　记者黄月波郑利平新闻背景4月21日，新华社消息称：日本政府在4月20日的内阁会议上通过的一份答辩书表示，日本政府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中国桂林强征当地妇女充当从军“慰安妇”的判决，对此没有异议。

日本政府这一表态，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很多桂林人第一次听到“日军在桂林强征慰安妇”，这段差点被湮没的历史，值得我们去正视。

　　一段史料几近空白的历史

　　记者设法多方查寻史料，只找到一些零碎的言语，反映出日军曾在占领桂林期间强征慰安妇及设立“慰安所”的事实。日本两名有良心的学者日前对社会公布了远东国际法庭的7份调查书，其中一份中国军事委员会行政院于1946年进行的调查书，叙述了日军在桂林将“女工”变成“妓女”的非人道行为，调查书提到：“从四面八方召集的女工，都被恐吓带到丽泽门外当妓女，去满足如禽兽般的军队，供他们淫乐。”另外，1948年11月4日的东京远东军事法庭判决书指出：“在占领桂林时期中，日军犯下了强奸和抢劫之类的一切种类的暴行，他们以设立工厂为口实招募女工，如此被招募的妇女，被强迫为日军作娼妓……”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专家、上海师范大学的苏智良教授，曾花13年走访调查中国22个省市自治区的慰安妇状况，2005年也曾来桂林寻访过有关慰安妇的史实。记者和他取得了电话联系，但他手头掌握的有关桂林“慰安妇”的资料也不多，他只是通过《日本老兵回忆录》有关文献查到，日军曾在桂林一个叫“镀金（音）”的地方设立过慰安所。苏教授还提供线索，说《战争责任研究》一书中，曾提到“1945年2月，日军计划设立慰安所。在桂林，日军第52旅团的通讯队驻地附近，也有慰安所……”但是，在桂林地方史料中，却找不到有关记载。一段沾满血泪的历史，绝对不会这样被湮没的。但日军在桂林设立的慰安所在哪里？日军在桂林强征了多少妇女去做慰安妇？为什么地方史料没有记载呢？记者转向民间搜寻，希望找到一些历史的片段。

　　一段支离破碎的记忆

　　赵平，已退休的原桂林市文物队队长，对日军在桂林强征慰安妇的问题，曾有过关注并搜集过一些线索。但他说，“1947年，桂林做年鉴调查，有日军杀人放火的记载，却没有慰安妇问题的记录。”记者和赵平一起在拼凑着关于日军慰安所在桂林的位置。赵平说，有史料反映，桂林沦陷后，日军俘虏了一批国军官兵，把校官以上军官关押在叠彩山下黄旭初公馆处，低级军官和士兵则关押在老人山附近现机床厂一带，日军每天审讯这些俘虏，“凡检举上级情报军官有功的，日军就奖励他到‘娱乐所’去一次”。赵平据此推断，所谓“娱乐所”就是慰安所，而且他估计这个“娱乐所”应在市中心。记者查阅《桂林地方志》了解到，桂林从1944年11月10日沦陷至1945年7月27日光复，被日军占领近9个月。攻打桂林的日军里，就有52旅团，这与《战争责任研究》中提到的内容是吻合的。桂林沦陷后，1944年11月15日，日军第52旅团留下106大队守备，直到1945年7月10日溃逃。1944年12月，这个日军大队设队部在南门外将军桥，队长田中久一，还在城内及东、南、北郊设警备司令部。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日军在乐群路李子园附近设宪兵队，又在那里先后设收容所、情报所、良民办事处、复兴处、维持总会等。赵平认为，日军当时把现市中心一带、翊武路、丽君路、牯牛山、东镇路、北门口等地划为军事区，良民区只限于现阳桥往南周围一小片区域。因此，日军的“娱乐所”应设在军事区内，距离驻扎的宪兵队等不远，估计就在李子园附近。我们还注意到一个数据，桂林沦陷前，有房子5.3万余栋，战后仅剩487栋，全城一片焦土。而当时，日军分别是从城北的北门、东边大圩、西北的定江、西面庙头四路进攻桂林，因此，战斗过后，仅剩的这几百栋房屋应是集中在市中心一带，所以日军宪兵队才会选择那里设队部和其他机构，所谓“娱乐所”设在李子园附近是可能的。但赵平也认为，不排除日军慰安所设在丽泽门的可能。他说，桂林沦陷后，日军以“安民告示”欺骗难民回城。还派兵到大圩、潮田、兴坪、草坪等地寺庙里，强迫一批难民回城，当时就圈禁在江东栖霞寺和丽泽门外寺院一带。对于远东国际法庭调查的“日军以开工厂招募女工名义强征桂林妇女做慰安妇”的事实，赵平提供线索说，日军在桂林开过酒精厂，也曾以开纺织厂为名招过大量女工。赵平回忆，60年代，市里一个工作组在大河乡董家村工作时，发现一地主家藏有日军指挥刀、军衣和子弹盒，通知文物队去后，发现日军在那里开过酒精厂，但赵平不知那里招没招过女工。记者去董家村采访，村里的老人都记得曾有30余名日本鬼子在村里住过，村里的地主汉奸帮日本人开过一家酒精厂。村里73岁的李朝芬老人说，他的父亲当年30多岁，就被迫在那家酒精厂里帮熬酒精，不过李朝芬记得，酒精厂里只有几个工人，且全是男人。他带我们去看了日军住过的那栋老房，房子还保存完好，但离这房子不远的酒精厂早被拆了，现在盖了新楼。赵平说，据他掌握的资料和走访过的大量老人证实，日军在桂林根本没开过纺织厂，所招女工，都被送到海南去当慰安妇了。这些妇女，几乎没有能回到桂林的，这也是这段历史在地方上几近空白的原因之一。但是，赵平本人还是接触过一个有关慰安妇的血泪片段。

　　一段充满血泪的讲述

　　2004年，赵平在七星公园散步时，认识了五通街上一位70多岁的五保户老人，老人没有大名，大家都叫他“包子”。“包子”曾在日军溃逃时被抓夫，途中亲眼目睹几名“慰安妇”被日军强暴和虐待，赵平因此把“包子”的讲述作了记录。“‘包子’说，1945年，日军溃逃出桂林，当年只有16岁的他在灵川的潭下附近被日军一支部队抓了夫。在这支只有百多人的日军中，裹胁着4、5名只有15、16岁的女孩。日军白天与国军的追击部队激战，晚上宿营就把几个女孩剥得一丝不挂关在房里，上百日军轮番进房施暴……”“挑夫们在房子外，整夜能听见女孩子们的惨叫和哭喊声，心都被撕裂。第二天起床，她们裤子上都是血淋淋的”“有个女孩中途逃跑，却被另一支日军抓住送回来，更被变本加厉地折磨。”“‘包子’还清楚地记得，有时路途中休息，日军把挑夫和几个女孩关在一起，‘包子’看到，那些女孩坐过的地方，都留下一滩血迹……”这队日军走到全州被消灭了不少，“包子”趁乱逃跑了。他告诉赵平，“那些女孩子是逃不走了的，身体都不行了，跑不动了”。据赵平说，这位叫“包子”的老人，2005年去世了。记者去了五通街，想找到认识“包子”的人，再深入了解一下。街道干部都想不起有这个老人，便带我们去找别的老人问问，没想到，我们找到一个86岁的龙木林老人，他有着和“包子”一样的经历，他目睹的事情，也同样充满血与恨。1944年11月，只有20来岁的龙木林逃出城两个星期后回到桂林，在穿山附近被汉奸抓了，押到木龙洞附近审了一天，放出来跑到大圩，又被日本人抓去当了挑夫。“那队伍里，日本人少，汉奸多，带了很多挑夫，中间有3、4个年轻妹仔，在大圩，一个长得丑的妹仔被丢下，几个长得好看点的被带着走。”“白天看到那些妹仔，个个眼睛红红的、肿肿的，耳朵背、颈子都挨抓伤……”龙木林被日军押着，从大圩过了雁山，过永福苏桥，到了柳州鹿寨，在一个叫桥头村的地方，龙木林发了高烧，日本兵在过一个木桥时，把他一脚踹了下去……但他大难不死，逃回了桂林。龙木林记得，“在现在良丰的地方，日本鬼进村抓了一个15、6岁妹仔带走了；在苏桥，又闯进一个村抢东西，出来又抓了一个小妹仔……”“日本人白天走路，晚上就把那几个妹仔关进房里，让她们捶背按脚，然后就轮番强奸，日本兵、汉奸轮着上。我们在外面都听得到哭喊，好凄凉的……”赵平说，日军在桂林期间，犯下两桩惨无人道的罪行，一是“毒气清乡”，一是抓本地妇女去做“性奴”。记者注意到，赵平使用了“性奴”的字眼，他解释，民间老百姓所目睹的历史，说明这些被抓随军的妇女，所遭受的迫害比慰安妇更甚，她们实际上就是被日军强迫做了“性奴”。记者在《一场奴隶社会性质特征的侵略战争》一书中看到这样一段描述，“一位桂林的16岁少女被抓进日军据点后，被捆住胳膊和腿，日军官兵既轮奸、又毒打，打断她的一条腿，被日夜轮奸了整整三个月，后来因奸后昏死达九天。日军见她已活不成，就扔到炮台后面的沟里。可是日军却还要她父亲交500块大洋的领尸费才许把尸体领走，其父总算设法交了大洋领回了尸体，并发现她还有气，经父母精心照顾料理，终于活了下来，但腿已断，身体已垮，落下了各种难以根治的妇科病。”“这些不在慰安所而在日军据点碉堡驻地的慰安妇，大部分都被奸得不能奸了，就予以残杀奸杀。”

　　记者手记：

　　采访到这里，记者想起电话采访苏智良教授听他说的一句话，“真是撕心裂肺、血泪交加。太沉重了，尽管出了好几本有关慰安所、慰安妇的书，但我没有成就感。”我们做这次采访，自始至终感觉太沉重。苏智良说，他第一次知道上海有慰安所，是一个日本教授告诉他的，他当时就很受刺激，也很自责，“我是研究上海史的，居然不知道这段历史”。从此，他在自责中关注起慰安妇，13年，他走遍全国寻找活着的慰安妇，但至今，仅找到46名。中国妇女有着特殊的贞操观念，这造成了长期以来收集和考证日军在桂林强征慰安妇史实的困难，以至于地方志上，关于这部分历史的记载几乎没有。但是，抗战时期，桂林遭受了日军深重地蹂躏，超过一万名被俘中国军人下落不明，大量地方妇女和青壮劳力被日军强行带走，同样很多人最后也下落不明。新华社发布的这条关于日本政府承认在桂林强征慰安妇的消息，能提醒我们什么？桂林，还有活着的慰安妇吗？这段历史，或许会揭开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但是，它绝对不该湮灭。

　　日本为什么独独承认桂林这段慰安妇历史？

　　专家认为，1946-1948年的远东国际审判中国代表团提供的“慰安妇”资料让日本政府无可辩驳，只能正视（副）此前，日本政府在2007年3月16日一份答辩书中还称，从日本政府掌握的资料中找不到有关军方或官方曾参与强征“慰安妇”的直接记述。才一个月过后，却对“日军在中国桂林强征当地妇女充当从军慰安妇”的事实没有异议，所为何故？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专家、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苏智良指出，日本政府从1991年12月开始，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日军相关的“慰安妇问题”进行调查后，于1993年8月4日，由时任内阁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宣布调查结果，并发表谈话，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河野谈话”。“河野谈话”承认，日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在很多地方设置了慰安所，在那里有很多慰安妇。慰安所是那时的军事当局要求筹建的，原日军参与了慰安所的设置、管理以及慰安妇的运送。慰安妇的招募，主要是由军方委托进行的，但也有经过花言巧语和高压而违反本人意愿的许多事例，也有一些是官吏直接支持的。慰安妇问题给很多女性的名誉和尊严带来了严重的伤害。对于慰安妇经历的痛苦与伤害，日本政府表示由衷道歉。苏教授认为，此次日本政府这种态度证明，1946-1948年的远东国际审判中国代表团提供的“慰安妇”资料，能确凿证明日军在桂林实施了“慰安妇”制度，日本政府对此无可辩驳，只能正视现实、承认所犯历史罪行。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在二战中，包括朝鲜、东南亚等十多国，以及中国各个沦陷区，特别是上海、南京、华北地区……所有日军占领过的地方，都充满了慰安妇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血泪控诉。而桂林被强征为慰安妇的妇女，只是所有因战争而受害的妇女中的一小部分，为什么这一小部分人的受害经历，反而率先被日本政府承认呢？要知道，对待“慰安妇”问题，二战后的日本政府一直是三缄其口，鲜有公开道歉或承认罪过的，直到“河野谈话”。但是，“河野谈话”没有具体指出“慰安妇”所在具体地点、事实及时间，对“慰安妇”一些细节问题，日本政府也没有明确表态，亚洲很多受害国家和地区对此非常不满，多次督促日本正视历史现实。这次，日本政府承认日军在桂林强征妇女做慰安妇的事实，应该说，还是1946-1948年的远东国际审判中国代表团提供的“慰安妇”资料起的作用。这些资料，从何而来？包括苏智良教授在内的国内很多史学专家都认为，主要证据来自于当时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行政院提供的资料。日前，两名日本学者在召开大型记者会时，就公布了7份远东国际法庭审判的调查书，其中就有一份关于慰安妇的调查书；此外，诸如《日本老兵回忆录》、《战争责任研究》等书中所提及的内容，从另一个侧面，还原了慰安妇历史的原貌，证实了桂林妇女被强征为慰安妇这个史实的存在……这些资料，当时都在远东法庭的证据搜集范围内。苏智良教授一直认为，广西是日军实行慰安妇制度较完备的省份，当时广西境内有5、60所慰安所，广西光复后，国民党政府在广西搜集了很多比较完善的慰安所图象资料，后递交给远东国际法庭，这可能就是日本政府无法回避的证据。但遗憾的是，这些证据，因为种种原因，在广西本地没有保留下来。苏智良教授还有一个观点，那就是“东京审判时，远东国际法庭未把慰安妇问题作为一种战争罪行来考虑，而是将日军对中国妇女实施的强奸、轮奸作为一种对妇女的暴行来进行审判的。在这个前提下，当广西方面（包括桂林）提交法庭关于慰安妇问题的证据相对较多时，法庭就把桂林当做了慰安妇问题的重点来进行审判了。苏智良教授认为，安倍晋三始终强调，今天的日本已经不同于二战时期的日本。在中日关系逐渐走向正常化的关键时刻，安倍晋三以承认在中国强征“慰安妇”事实为实际行动，表示诚意，对缓解两国关系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当然，日本承认这段历史，不是因为桂林受伤害最严重，在全国都有很惨烈的“慰安妇”随军事实，桂林只是日本政府正视历史迈出的第一步，它更大的意义在其对日本人民的教育——承认过去，记住历史，这是理所当然，也是最重要的。

　　链接：日军如何强征中国慰安妇

　　慰安妇制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政府及其军队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性奴隶的制度。在这一制度奴役下，至少有20万中国妇女先后被逼迫为日军性奴，日军慰安所遍及20多个省，中国是日本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

　　日军掳掠妇女充当慰安妇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使用暴力强行掳掠当地妇女。日军在战场或占领城乡时，公开抢夺中国妇女，这种做法对于暴虐的日军来说，是最为便利的，既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也省去了许多麻烦的手续。第二，设下各种圈套，引诱妇女坠入陷阱。常见的是以招聘女招待、洗衣妇等名义诱骗。日军占领桂林时，就以设立工厂为名，招募女工，然后强迫她们充当军队性奴隶。第三，日军占领一地，形势稍稍稳定后，便依靠汉奸组织协助，挑选妇女充当慰安妇。其中的一个手法便是借口登记“良民证”，挨家挨户地挑选年轻貌美的女性。第四，将中国女俘虏强逼为性奴隶。在中国战场上，日军极少设立女战俘收容所，在战场上被俘的女俘虏部分在审讯后即杀死外，其余的大部分便被日军弄到华北、华中属于偏僻的、荒凉的地区和前线去充当慰安妇，以防止她们逃跑或与八路军等中国抗日部队取得联系。第五，征用妓女。在大城市，日军机关常常征用现有的妓女来充实其慰安妇的队伍。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和天津等地，都有不少妓女被迫加入慰安妇的行列。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就是这些妓女也不是甘愿去做慰安妇的，她们往往被日军或汉奸政权强征，被迫充当日军的性奴隶。据《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苏智良著人民出版社2000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