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方伯，上海人，中共党员，在职期间先后任杭一棉技术室主任、副厂长等职。1977-1981年，赴巴基斯坦支援建设。他钻研技术，为生产攻下一个个技术难关，带动了广大职工积极参加合理化建议。1950年9月，出席全国工农兵劳模大会。
劳模照片是从北京回来后补拍的（1950年）。
请帖落款是“毛泽东”。
记者 王浩 摄
劳模，高亢而持久，亲切又陌生。有点像诗歌，以前口口相授，而现在读诗的人少了许多。
我们说的，就是劳模的那些事儿。
“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曾经有一个时代，曾经有无数的人，唱起这首歌，热血沸腾、心花怒放。那个时代的人，听党的话，力争上游。争戴那朵花，劳动模范的大红花。
那些歌儿，偶尔还能听到，而歌里的岁月声，已经远去。
劳模，受时代膜拜的明星。时代变迁时，他们也在变，随着劳动观和时代精神，踏出一串不同的脚印。
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能看到许多张脸，以及他们背后的光华，时而清晰，时而模糊。
“他们是劳模！”走进他们，来看看那些盛开在国家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人人争戴的大红花。
本报记者 王浩 通讯员 高海伟
80岁，他跟公园里的老人没有区别。只不过他现在正在市二医院的骨科病房里。谁都不知道，他是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全国劳模之一。
“姚方伯，抽血、打针啦～”老人听话地躺上病床，并开始了关于劳模的回忆。
童工-劳模：
从默默无闻到有人喜欢
老人吐字跟点滴一样慢，可倏然间却回到了16岁。
姚老幼时随父亲来杭，1942年进了当时的杭州纱厂。“16岁，还是个‘童工’”。而这个“童工”，和棉纺结下了一辈子的缘。
“进厂当学徒，打杂，我初中都没毕业，身边的人都是中学、大学。那时资本家的工厂里，竞争也很激烈。我们白天上班，晚上学习，很多人被淘汰了。”姚老对数学、英语和机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兴趣使然，姚老进步很快，不久便进了车间开工。
姚老说自己喜欢“发现”。当时设备落后，在棉纺车间，棉花变成棉纱，会产生大量棉尘，戴着口罩帽子还很容易损伤身体；姚老钻研好久，改进了清棉机的吸尘装置。从此，车间里扬尘大减，惠及每个工人。那时，大家并不认识姚方伯这个年轻人。
工人在中午没处热饭，吃的都是冷饭菜，姚老觉得心疼，利用厂里多余的废旧零件，将热水汀改造成蒸饭锅。从此，车间里有了热饭菜，惠及每个工人。不过，大家仍不知道姚方伯这个年轻人。
并不仅限于自己厂里，那时技术革命、合理化建议和增产节约运动，已在全社会范围内展开，姚老所做的几项技术革新，惠及整个行业系统。大家终于知道姚方伯这个年轻人。从默默无闻到大家喜欢，金子开始闪光。
1950年秋，新中国首次评选劳模，杭州地区重重筛选，最终人选确定在姚方伯。
劳模-厂长：
放下技术做管理
“那时选劳模是天大的事情，过程复杂。在厂里，每个人都要发表意见。大家说，姚方伯不错，年轻有为，又是技术骨干，就是他了！”
“到了市里，我们在总工会作报告，里面有医生、老师、工人。最后的结果又是我，这是我没想到的。再到省里，职工代表四个人里，有三个来自纺织系统，你知道为什么吗？建国初期，浙江的工业主要是纺织业，不是棉纺就是丝绸纺织。所以我能当选这个全国劳模，和我所在的这个行业也有一定关系。”
国庆前夕，全国战斗英雄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浙江共九人入选，四位职工代表和五位农民代表，是落款为“毛泽东”的请帖来邀请的。“那时所有的国家领导我都见到了，主席、总理。记得会议是陈云主持的，那时他是主持全国经济的。这可能是我最清闲的几天，在天安门看完国庆大典，后来主席还请我们看了场梅兰芳的戏。”
全国劳模，当年明星式的人物，到哪里都会受到礼待。关于这个，姚老没有多说。没听他讲接受了多少的接见，作了多少场的报告，“到后来，公私要合营，我是劳模，理所当然地被推倒公方代表的位置上。我没想到自己会当上劳模，但更没想到会因此当上干部。”正当姚老想在生产一线大展手脚时，出乎他的意料。
“放下技术做管理，劳模变成副厂长了！”
厂长-退休：
伤疤是战士的勋章
劳模的大红花只戴一次，但却要开放一辈子。
劳模暮年，姚老在病床上，一手点滴，一手不停按摩自己的肠胃。肠胃坏了二十多年，按摩只是习惯动作，没有治疗功效。
成为厂里干部后，姚老被委以重任，从1958年起筹建多家工厂；1977年，又被国家派往巴基斯坦，帮助巴国建立纺织厂，为不辱使命，姚老没日没夜地干了四年。四年后，几乎是被抬着送回国——他的肠胃坏了。“家里人见到我，吓坏了。人瘦成麻秆状，吃什么都没法消化，只能吃软食，饭菜没法吃。”
这位50多岁的劳模，在做完最后两年的顾问后，彻底退休。“现在他的肠胃很不好，便秘十分厉害，每天都要吃很多量的泻药，从巴基斯坦回来后，一直没好。”老伴心疼的很。
老伴沈金娣，当年也是市级劳模。两人相识在劳模大会上。姚老主动追求时，她选择他共走人生路，也等于选择了照顾劳模一辈子的命运。艰苦岁月里，她肩负着拉扯孩子、支撑家庭的担子。而相互陪伴老去时，她又要为老伴的病忙里忙外。
“还好，每年总工会的陈主席都来探望，我就很高兴了，组织上还记得我。”姚老说自己心态很好，现在就喜欢唱歌、跳舞，只不过腿脚不太灵便了。对于过去，两位老人都不愿多说。“过去就过去了，不想多讲了。”老两口的过去，全都尘封在一个塑料袋里：一枚劳模奖章、一张照片和一份报纸。尽管劳模的一生远不止这些。
以前颈椎受损太严重，现在恢复很缓慢，每天都做牵引；肺的问题很复杂，2003年心肺衰竭住院；肠胃的毛病永远不会治好了。现在看来，这些病根都是年轻时落下的。
伤疤是战士的勋章；这些疾病，也记载着劳模的奋斗史。
回望
同时代的劳模“明星”们
上世纪50年代，当时的劳模都是在大生产建设中涌现的，劳模的标准很大程度上是围绕各种生产劳动竞赛制定的。加班加点、埋头苦干是主要标准，不过技术革新、增产增效也在其中占很大比重。
那个年代全国劳模，有“宁肯一人臭，换来万户香的掏粪工人”——时传祥。那句与国家主席刘少奇说的话：“我要永远听党的话，当一辈子掏粪工。”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普遍尊敬。1959年，时传祥作为全国先进生产者参加了全国“群英会”。
与时传祥同年当上先进生产者的还有王进喜，“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他留下的“铁人精神”和“大庆经验”，感动和激励着数代人。
同时代的“明星”，还有郝建秀、倪志福等等，他们有些人后来还成为国家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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