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运动方式，各种因素对战争的进程及结局都会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但依照它们对战争进程发生作用的方式，总体上可分为军事因素和非军事因素两类。在传统战争中，由于战争的胜负最终取决于能否在战场上击败对手，因而，政治、经济、外交、舆论、文化等诸多非军事因素总是通过凝聚自己的力量，孤立和削弱对方的力量而对战争进程产生间接的影响。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克劳塞维茨的名言道出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所在，即战争从根本上是为政治服务的，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要服从并服务于政治需要。从这一点来看，政治因素对军事行动的影响是最本质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不过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战场控制能力的相对不足，政治因素虽对战略层面的作战行动有较强的制约力，但对战役及战术的控制力却十分有限，以致相应的作战行动往往以军事上的胜利为最高追求。
信息时代，随着信息化等高新武器装备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以往粗放、概略的作战行动变得更加精确、可控。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因素与军事行动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三大趋势：一是政治因素对军事行动的影响逐渐由战略层面向战役直至战术层面延伸，“战略决策、战役指挥、战术行动”业已成为信息化战争的一个显著特点，并为近几场局部战争的实践所充分证明。二是政治因素与军事行动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并呈现出一体融合的趋势。以近几场局部战争为例，对阵双方往往是处理政治关系时打“军事牌”，两军对垒时打“政治牌”，“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特征非常明显。三是军事行动更多地成为协调国家间利益关系的强力杠杆。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使传统意义上使用武力对一个国家的彻底征服不再重要，战争更多地成为协调国家间利益关系的强力杠杆而非最后手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大多数战争来看，政治目的的有限性是其共同的特征。
战争消耗的日益增大，使军事行动中的经济因素不断凸显
“带甲十万，日费千金。”战争的消耗历来是惊人的。而进入20世纪特别是信息化时代以来，这种消耗有了更加惊人的增长。海湾战争中，美军38天外科手术式空袭打得固然轻松，然而总耗资高达610亿美元的战争花费也让“腰缠万贯”的美国倍感头痛，以致想方设法让盟国来共同分担这笔开支。的确，损失一架F-16战斗机要丢掉1600万美元，发射一枚“战斧”巡航导弹也要花费120万美元，这种战争损耗即使是军事强国也难以视而不见。而未来战争中，武器装备在远程化、自动化、智能化的同时，造价也将继续攀升，导致军事行动的消耗随之增大，特别是这种影响超越某个临界点时，选择作战样式和手段时就会有所限制，作战进程也会受到影响。
此外，随着国家间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任何大规模的战争在伤害对方的同时，也会不可避免地殃及自身、盟友及战争发生地区的其他国家，战争因此也将受到更大的制约。正因为此，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以非战争的方式解决过去只能通过战争方式才能解决的利益矛盾，已成为当今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普遍和第一选择。朝鲜及伊朗核危机的解决及处理就充分证明了此点。
师出有名的道义要求，使军事行动中的外交因素作用提高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人类战争史实的真实写照。因而，力求师出有名以争取国内外的广泛支持，便成了战争发动者的普遍追求。不过历史上，由于交通、通信等的不发达，这种师出有名往往有较大的局限性；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丛林法则”下，其地位作用并不十分明显。
信息时代，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特别是通信及传媒等的高度发达，使得外交因素对军事行动的影响力显著上升。尤其是联合国等国际性组织的机制愈加健全，作用力越来越大，加之《国际法》、《战争法》等国际性法规日渐完善，并为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当交战任何一方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采取违背国际社会行为准则的军事行动时，都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因而，在作战过程中，交战双方除了要全力争取军事行动主动权外，还要力争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越南战争中，美国空军一直未敢越界轰炸“胡志明小道”，伊朝核危机中美国至今未动用军事手段，都是外交因素考量的结果。
总之，以经济为基础，政治为主轴的军事外交战，在信息时代的战争中表现的尤为突出。这就要求军事行动不但总体上，而且在战争的每个阶段，都必须主动与政治外交斗争相协调，都必须以政治外交斗争的需要为转移。只有这样，军事斗争的胜利成果，才有可能为政治、外交斗争所利用，才能与战争的胜利相衔接，而不至出现由于军事打击超过限度而使政治、外交陷入被动的局面。
大众传媒的高度发达，使舆论对军事行动的影响更加直接
自古以来，战争与传媒就有各种各样的联系，特别是在近现代战争中，战争与大众传媒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拿破仑曾说过：“记者的一枝笔胜过三千毛瑟枪。”戴高乐在二战中利用电台在伦敦及时发表抗击法西斯的声明，凝聚了法国人民抗击德国侵略者的决心，因此被称“麦克风将军”，这些都足见大众传媒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地位。而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大众传媒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传声筒和最好的“洗脑机”，它对军事行动的影响变得更加直接，也更加有力，有时甚至不亚于许多高技术武器。
现代条件下，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等媒体百花齐放，特别是互联网的异军突起，使得军事行动的透明度越来越高，甚至有人说现代战争是“在摄像机下进行的战争”。从近几场局部战争的实践中不难看出，通过占领舆论阵地，对敌人展开强大的宣传攻势，不仅能够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争取国内民众的支持，而且能够很好地配合作战行动，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则有可能陷入处处被动的不利境地。美军兵败索马里就是典型的例子。1992年，还沉浸在海湾战争胜利中的美军贸然出兵索马里。可当索马里当地电台播出美军士兵尸体被拖在大街上游行示众的录像时，美国国内舆论一片哗然，纷纷致信致电总统，要求停止索马里的军事行动。结果老布什不仅兵退索马里，还在次年输掉了国内大选。也正因为此，在随后的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及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每次都是首先发动大规模的战前传媒攻势，进行舆论轰炸，其目的就是在鼓舞己方士气的同时，给对方制造强大的心理压力，迫使对方屈服，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软实力的逐步凸显，使文化因素对军事行动的影响日渐增强
一般来讲，军事作战能力分硬性战斗力和软性战斗力。前者主要指武器装备的先进性，后者包括军人的精神品质、部队士气、对作战地域的文化、宗教、民族等知识的了解和把握程度等。信息化战争中，文化作为软性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战场胜负的影响越来越大。因为人类的暴力行为虽然继承了动物社会的一些本质和特征，但它毕竟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一路走来，并不断强化自身存在和影响的。所以，人类战争中亦有相当部分内容属于文化的范畴，这是不争的事实。就此意义而言，文化对战争的胜负有着重要，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屡屡侵犯伊拉克宗教文化的敏感地带，由此引发的示威游行和抗议复仇源源不断，并将更多的伊拉克民众推到了反美武装分子一边。在此情况下，美军的技术优势不仅发挥不出来，反而处处被动挨打。难怪五角大楼的一位高官感言：“这是一场人的战争、一场文化冲突，而不是技术的战争。”
由上可见，信息时代军事行动中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战术和技术的重要性，习惯于从技术层面看待作战问题固然正确，但是当对手采取非常规手段作战时，深刻理解对手的文化背景，提高文化认同和感知能力，往往比单纯增加军队数量、提高武器质量更为重要。如果只习惯于用军事手段解决战争问题，不重视运用文化的力量，就无法从真正意义上赢得战争的胜利。因为你虽然战胜了对方的肉体，却无法征服对方的心灵。这也是美军在伊拉克深陷困境至今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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