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河面临生态危机

　　董哲仁，这位水利部科技司前司长、全球水伙伴组织中国区主席，本是一位纯粹的水利工程建设者，后来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沉痛反思大坝对生态的破坏。

　　他性情温和，风度优雅，在论坛上直言不讳地批评长江上游的水电开发，斥之为“无序”，“对生态保护是在敷衍，没有考虑到要把一个生态多样性的长江留给子孙后代”。

　　41年前他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系时，怀抱着高峡出平湖的宏愿。30余年间，他很少认真去思考，他设计的大坝将对生态造成怎样的影响。1999年，他参加了在荷兰海牙召开的“世界水论坛”。一位部长发言时，冲进来几位裸体示威者，他们把自己绑在椅子上，艰难爬行，身上刷着反对建设某大坝的口号。会场外，不少人在游行示威。董哲仁受到很大震动。在论坛上他还获知，在美国、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要上马一个大坝，难度极大。

　　“这些反对的声音，值得水利工程师们反思。”他说。

　　更直接的刺激来自国内。1965年，董哲仁在大学毕业前一年，随张光斗教授来到岷江的支流渔子溪做毕业设计。那里刚刚建成一个引水式水电站，生态很好，植被茂密，河里的鱼特别多，“基本处于原始状态”。

　　每天清晨，他都能看到对面山上一长串的猴子嬉闹着从树上吊下来，跑到河边喝水。一位高度近视的老师外出勘察地质情况，回头一看，一头黑熊正蹲在他身后。

　　2001年，当董哲仁再次来到这里时，却发出了一声哀叹：“完蛋了！”他所看到的渔子溪已面目全非：河水被水电站引走，有十多公里断流，植被消失，岩石裸露。

　　他同时发现，这种情况在岷江流域并不鲜见。原来有近40种原生鱼类活跃在岷江干支流，众多水电站的出现导致河流减水或断流，鱼类数量和种群急剧下降，许多河段生物多样性丧失殆尽。

　　“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刺激。”董哲仁说，“用水发电，取得了经济效益，但留给后代的却是这样的河流，不再生机盎然，而是一团死气。”

　　目前，长江流域已建成水库4.57万座，加上在建的大中型水库，总库容将超过2113亿立方米；已建和在建的水电站在2001年底达2441座。如何评价这些水库和大坝对水生生物造成的影响？《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认为，它们导致河流生境消失，鱼类原有的栖息地和产卵地丧失，洄游受阻。

　　相当多的证据表明，河流的天然流态，包括水量大小、水位高低的变化等，能向鱼类发出生命的信号：该产卵了，要避难了，可以洄游了。董哲仁认为，“水库的存在使得原本呈脉冲状态的水文变得平缓均匀，打乱了维持生态循环的水流过程。”

　　生物学家们不得不反复提醒热衷于大坝的建设者：水生物种的进化使它们适应了河流原有的自然水流条件，如果确保一个物种成功完成其生命循环周期所需的水流条件不存在了，这个物种将很快退化或消亡。

　　很不幸，长江三种鲟类的命运验证了这个论断：达氏鲟处于极危状态，白鲟被逼到了灭绝边缘，而中华鲟作为一种大范围迁徙的物种，从海洋进入长江，上溯3000多公里来到金沙江产卵的通道被葛洲坝水利工程截断。监测结果表明，截流25年以来，每年回到产卵场的亲体数量下降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2006年，中华鲟种群的雌雄比例竟高达9∶1。

　　“如果人的性别比例出现这种情况，人类将面临怎样的处境？”长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马毅沉重地表示，“中国对环保的重视还没达到这种程度，即为挽救一个物种而停建一个大坝。”中国青年报（李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