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称“写作从不考虑读者”的王安忆，却能感动许多读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
继三年前推出《逃之夭夭》后，作家王安忆长篇小说《启蒙时代》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在这部作品中，她以理性、精致、绵密的笔触创作了这部以“老三届”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她表示，这部原名叫《思想者》的作品力图在常态中演出思想的戏剧，描写一代人心灵成长。
焦点对答
“没有哪个年代的青春是轻松的”
问：看这部小说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您出于怎样的创作欲望回望过去，写出这样一个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故事？
答：这是一部描写一代人心灵成长的小说。
我大约是和小说中的“舒拉”同代，于是就做了一个旁观者，看着“前辈”如何应对时代和生活的复杂性。而且我不以为这是一个“回望”，它依然是“现在”，许多同样性质的思想今天还在活动着，表面的形态也许变了，但内里其实还那样。
问：阅读的过程中，一直处于惊奇的状态，因为小说中不断出现一个又一个新的人物，然后您用相当多的笔墨依次描写每个人物的故事，故事前面出现的人过了很久才跟后面又有了接续，甚至有时会对谁是主人公产生怀疑。这种结构是如何构思的？
答：毫无疑问，“南昌”是小说的主人公，小说讲的是他对自己身份认同的过程，他从最初热衷于生硬的教条到最后自觉地去感知有温度的生活。小说先是提出这个问题，最后给出答案。
“南昌”在寻找答案中起到主导作用，但这个问题不是他一个人回答的，是很多人回答他。你仔细看，书中每个人物都在他的生活中起到一段作用，然后退场。当然“陈卓然”是个例外，他是“南昌”的思想伙伴。
这种写法跟我以前的创作有些不同。以前我更多是写一些年龄与自己相当的女性。而这部作品中的人离我比较远，而且有很多的人物，有太多的思想在里面。这对我是一种挑战，形成创作上的难区，但我基本完成任务。
问：现在阅读长篇小说是“奢侈”的事情，因为需要时间和耐性。而您这部小说似乎尤其需要耐性，因为书里有连篇累牍对革命思想的阐述，对社会体系、人生观的分析。您在写作中，是否考虑过这些内容的可读性？
答：如果读者看得不耐烦，我会觉得无奈和遗憾。但我写作从不考虑读者，读者不会影响到我的创作。你说到“奢侈”这个词，事实上阅读在今天本来就是很奢侈的，因为需要读者有很多的知识储备，它不像娱乐那么简单。
当然我对这些不耐烦的读者一点意见也没有，我不能要求读者什么，但我也不会委屈了自己。有一点我很清楚，我要对自己负责——我写这些在读者看起来枯燥的内容，是我的需要，我必须这么写。
问：小说原来想用的名字是叫《思想者》，而书中内容确实也表达了大量的思想。您曾说过，如何在常态中演出思想的戏剧是创作这部作品最难的事情，这个难主要体现在哪儿？
答：思想本身是内部的事情，你要把内部的东西外化，当然有难度。如果说你要表现仇恨，那么你可以通过一些动作来表达。思想是很微妙的，连你自己可能都摸不透，更别说要用外部动作表达出来。
问：这个难题您觉得如何？
答：解决得好不好，要听别人来说。我只能说自己还算满意。
问：《启蒙时代》里写的是几个十六七岁青年的成长。看完您的作品，感觉其中的人物与现在的青春文学中的人物大相径庭，现在十七八岁的孩子看这部作品，会觉得里面的人物遥远而陌生。
答：在我看来，过去的青春和现在的青春差不多，再过100年回头看，都是一样的。今天很多青春文学似乎写得轻松，这样也许可以减轻眼前的一些压力。但在我看来，没有哪个年代的青春是轻松的。
问：现在的文学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作家也在变。但您似乎一直没什么变化？
答：虽然大环境千变万化，但我的小环境没有变，我还是一样在进行写作，我在这个小环境中保持了自我。
词语笔记
改编影视
“没人找我谈《启蒙时代》的改编，我的作品很少有影视公司关注。《长恨歌》被改编成电视剧是因为小说中有一些通俗的元素，这于我已是很难得的事情。而且，《长恨歌》引起那么多的关注出乎我的意料。我是1994年写完这部作品的，很久都没有引起关注。一直到进入21世纪，因为上海成了时尚之都，跟着这股社会风潮，《长恨歌》才火了，所以，这并非我个人的选择，而是时代的选择。”
宣传
出版社曾想邀请王安忆去参加在重庆举行的全国书市，做一些《启蒙时代》的宣传活动，但考虑到她不会同意，只好作罢。王安忆说：“（他们）知道我不会为这本书做什么宣传，我和出版社之间有这个默契。我是个喜欢安静的人，一看到市场我就头大。我不以为做宣传有什么不好，只是我不适合，做宣传也是需要才能的。当然也不能说我就不在乎钱，但要看付出什么样的成本和代价，对我来说，做宣传的这个代价就太大了。包括接受记者采访，我都觉得不是很聪明的方法，因为诠释自己的作品是很辛苦的事情。”
内容提要
20世纪60年代中期，“文革”狂飙突至，把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的青年人抛到了一处，他们中有的是从高级干部公寓走出来的，也有的是从市井里弄走出来的。
作品充满着思辨的气息，年轻的男主人公们不管是在家庭、学校、朋友家的沙龙，还是与女孩子们在一起，所感兴趣的话题大都是自己现实生活以外的时空，如马克思的著作、外国的历史事件、自然科学等，而且朋友之间的亲疏，不论男女，也是以思辨的力量而非感情的牵扯划线。男主人公们都有思想的热情，并在这种热切的交流中得到快感。女孩子们至少都有爱慕思想者的热情，并在追逐中显得与众不同，这给平实的“小市民”生活增添了亮色，也应和了青春期特有的躁动。
小说中，青年人们燃烧激情，理想膨胀，在磨难中成长，在真实的世界里逐步去发现理想与空想的区别，从热衷于生硬的教条到自觉地去感知有温度的生活。
侧面观察
她很“警惕”
做了三年图书记者，一直没见过王安忆。与文坛上一些活跃的人相比，上海的王安忆属于不爱走动的人。
采访前，一直琢磨王安忆是怎样的女子。作品中的她女性气质很浓，文字婉约细密，讲述故事不露声色；而且她对细节的领悟和深入非一般人能比。这样敏感而聪慧的人想必很容易接近吧。
但在网上找到的几张照片让我有了忐忑。照片中的王安忆多数是不笑的，嘴角紧紧地抿着，似乎很严肃认真的样子。这个感觉在我采访时得到了证实。她回答问题时尖锐直率，语速极快，警惕性十足。
我曾看到台湾一家网上图书在介绍《启蒙时代》时，说这本书是她的自传性作品。把这个问题抛给王安忆，她先是断然否认，说书中完全没有自传的影子。紧接着，又直截了当地告诉记者：“我们最好不要谈这个问题，一个人总会和她的作品有这样那样的联系，但我不喜欢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会导致一些不健康的心理。”
看一篇网文，有人说王安忆是上海最刻板最难搞定的作家。上海电视台的一位专采访名人的金牌主持人说王安忆是最难合作的，因为她不会轻易为你作秀。
其实，也许这才是王安忆最可贵的地方。这个年代，愿意作秀的人太多。
作者小传
王安忆，1954年出生于南京，1955年随母到沪。1970年赴安徽插队落户。1976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
著有《雨，沙沙沙》《流逝》《小鲍庄》《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神圣祭坛》《叔叔的故事》《69届初中生》《米尼》《纪实与虚构》《长恨歌》《遍地枭雄》等数百万字作品，以及若干散文、论文等作品。
本版撰文 信报记者 赵明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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