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28日，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叶剑英同志诞辰110周年。
伟大的军事实践 卓越的历史功勋
在20世纪波澜壮阔的中国政治、军事舞台上，叶剑英同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22年人民革命战争的全过程，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国防和军队建设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在人民军队的创立和建设、人民战争的运筹和指挥、国防现代化的奠基和发展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叶剑英同志为创建人民军队建立了卓著功绩。从青年时代起，他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民主革命，先后参加了护卫孙中山广州脱险、创建黄埔军校和北伐战争等，成为国民革命军的名将。1927年7月，叶剑英同志在大革命失败的严重关头，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一”南昌起义前，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同志，得知汪精卫阴谋加害叶挺、贺龙的消息后，立即冒着风险同叶、贺商量对策，确定部队迅速向南昌开进，坚定机敏地策应了起义组织准备工作。叶剑英同志是广州起义的领导者之一。根据党的指示，他秘密准备了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和警卫团两支革命武装，使之成为广州起义的主要力量。12月11日起义爆发后，叶剑英同志任工农红军副总指挥，与张太雷、叶挺等同志一起指挥起义武装浴血奋战，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广州起义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起，成为创立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叶剑英同志为人民革命战争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即总参谋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等职务，参与了中央苏区第二、三、四次反“围剿”的作战指挥。长征途中，叶剑英同志勇敢机智地同张国焘危害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阴谋进行斗争，为党立了大功。毛泽东同志曾深情地谈到，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救了党，救了红军”，称赞他“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周恩来同志也曾用“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这两句古语，赞誉他的这一重要功绩。1936年12月，他协助周恩来同志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共两党再度合作、一致抗日的局面。抗日战争时期，叶剑英同志任八路军参谋长，先后到南京、武汉、重庆等地参加党的领导工作，负责与国民党进行军事问题的联络和谈判，为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返回延安后，他作为军委统帅部的重要成员，协助毛泽东、朱德同志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领导军委参谋部总结各根据地斗争经验，形成了一系列抗日游击战争的有效战法，指导敌后军民沉重打击日本侵略者。抗战胜利后，叶剑英同志领导中共代表团在北平进行军事调处，同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谈判桌上为我党我军赢得了军事斗争的主动。从1947年3月起，他先后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等职，协助党中央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并参与了促成北平和平解放、指挥解放华南等重大政治和军事行动。叶剑英同志长期担任我军参谋长职务，处在驾驭战争全局、参与决策指挥的重要岗位。他文韬武略、多谋善断，具有杰出的战略、策略思想和军事指挥艺术，被全军同志亲切地称为“叶参座”。这既是对叶剑英同志卓越军事指挥才能的由衷尊崇，也是对他为中国革命胜利建立的不朽历史功勋的高度赞誉。
叶剑英同志为新中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叶剑英同志殚精竭虑，勤勉工作，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长期主管全军军事训练、院校教育和军事科学研究工作。1955年11月，主持辽东半岛抗登陆战役演习，创造性地摸索了我军在现代战争条件下训练和作战的经验。1958年3月，受命创办军事科学院，为我军现代军事科学研究做了具有奠基和开创意义的工作。1963年12月，积极倡导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得到毛泽东同志的赞许，在全军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练兵热潮。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叶剑英同志先后几次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不顾个人安危荣辱，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多方面的抵制和斗争，对稳定军队、稳定当时局势起了重要作用。1975年夏，他和邓小平同志一起主持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军委扩大会议，采取有力措施对军队进行了整顿。尤其需要我们永远铭记的是，1976年10月党和国家处于危难之际，叶剑英同志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根据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也挽救了我们的军队。此后，他以很大精力抓了军队工作各个方面的拨乱反正。他与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一起，推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国防和军队建设也开始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叶剑英同志在领导新时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作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参与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始终高度重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与邓小平及其他军委领导同志一起，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解决了许多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根据国际战略格局的发展变化和我国国防建设的实际，进一步确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把教育训练提到战略地位，加强部队训练和院校教育；进行精简整编，实行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等兵役制度；加强各级党组织和政治机关建设，整顿全军团以上领导班子，制定干部年轻化、干部交流等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各项制度；加强后勤战备建设，发展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和军工生产，加速装备现代化，等等，极大地推动了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我军在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每一成就，都是与叶剑英同志的辛勤操劳和卓越领导分不开的。
杰出的军事思想 宝贵的精神财富
叶剑英同志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与中国革命战争、人民军队建设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他在长期革命军事实践中提出和形成的一系列重要军事思想，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人民军队的宝贵财富，对今天我们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关于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思想。叶剑英同志从早年的军事经历中，切身感受到靠旧式军队是不能达成革命目标的。参与领导武装起义的实践和通过留学苏联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极端重要性。无论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叶剑英同志始终不渝地强调和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他深刻指出，人民军队是中国革命的生命，是党实现其纲领、路线的有力工具，基本任务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他一再重申，枪杆子要永远受党的指挥，绝不能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绝不允许向党闹独立性。他反复强调，政治建军是我军的特色，必须坚持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各项制度，使军队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纪念建军50周年大会上，叶剑英同志曾这样讲到：撼山易，撼解放军难。从张国焘到林彪、“四人帮”，阴谋破坏我们这支军队都没有得逞，根本原因就是有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叶剑英同志戎马一生的宝贵历史经验，也是他的军事思想的核心和灵魂。
关于加强军事工作的重要思想。叶剑英同志强调，军队是要随时准备打仗的，必须围绕提高战斗力这个中心，大力加强军事工作。这一重要思想，在叶剑英同志军事思想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他一向把加强司令部建设视为军队建设迫切而重要的任务。红军时期，他就向军委提出了“建设精干的统帅机关”的建议，研究确定了中国工农红军司令部机关的体制编制，奠定了我军参谋事业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他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司令部建设的理论，对于建设适应现代战争要求、精干高效的指挥机关具有重要意义。叶剑英同志对部队教育训练作了长期深入的探讨，形成了具有我军特色的系统的教育训练理论。他强调军事训练是我军在和平时期的中心工作，是部队建设和战争准备的一项经常性的重要工作。他提出要在现代条件下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进行训练，训练要做到红专健结合、技术训练与战术训练结合、训练与科学研究结合、院校训练与部队训练结合等方针原则。作为我军著名的军事教育家，叶剑英同志还提出了把院校建设成培养军事人才基地的许多重要思想。在加强军队质量建设、作风纪律建设等方面，叶剑英同志也有许多重要的军事理论贡献。
关于建设现代化后勤的重要思想。在叶剑英同志的军事思想中，建设现代化后勤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战争年代他就十分重视后勤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深入研究后勤保障对现代战争的巨大作用和影响，认真总结抗美援朝战争以及中东战争、越南战争、英阿马岛战争后勤保障的经验教训。他曾深刻指出，现代战争物资消耗多，人员伤亡大，前方与后方差别小，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后勤组织保障，要战胜现代化敌人是十分困难的。他反复强调，后勤建设是军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委工作的重要方面。要提高后勤干部的军政素质和专业水平，加速建设一支革命化、现代化、又红又专的后勤队伍；要适应现代战争需要，抓好后勤基地建设、战略物资储备，提高医疗救护、交通运输的能力；要坚持勤俭办后勤。记录在叶剑英同志军事著作中的这些重要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关于加速武器装备现代化的重要思想。叶剑英同志对武器装备在战争特别是现代战争中的作用，有着深切的体验和透彻的认识。强调指出，改善武器装备是实现军队和国防现代化的一项战略任务。要实行科研、生产、使用三结合，尽快把科研和军工生产搞上去；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引进必要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要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壮大科技队伍；要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优先发展重点武器装备。他还反复强调，部队必须立足现有武器装备打仗，加强现有装备的管理和使用。这些重要思想和理论，有力指导和推动了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和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关于繁荣发展我国军事科学的重要思想。从1958年起，叶剑英同志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达14年之久。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军事科学研究的方针、内容、方法，以及科研机构建设、人才培养、科研管理等具有我军特色的理论原则。强调军事科学研究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以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为依据，以总结我军经验为主，认真研究敌人，有选择地吸取外国军事上的有益经验，探索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指导规律，为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服务。在叶剑英同志领导下，上个世纪60年代就编写出一批适应部队作战、训练、管理需要的条令条例，撰写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学等军事理论学术著作，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理论体系，推动了我国军事科学的繁荣和发展。
关于全面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思想。叶剑英同志主张，为了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必须建立强大的现代化国防。他强调，国防建设要根据国家利益、安全的需要和国家经济建设的状况而确定相应的位置。在和平时期，国防建设要服从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国家经济建设也必须适当照顾国防的需要。他强调，现代战争具有全民战、总体战、立体战、合同战的特点，准备和应付战争，要从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进行总体动员。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叶剑英同志还反复强调，国防应有新思路，要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安全保障；解决国际争端要把军事手段与和平方式结合起来，更多地采取和平方式。他的这些重要思想，是建设强大国防的宝贵财富。
崇高的革命风范 光辉的学习榜样
叶剑英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1年了。他的卓著历史功勋，已熔铸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丰碑；他的革命精神、高尚品德和崇高风范，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叶剑英同志是忠贞革命理想、坚定革命信念的典范。在大革命失败的低潮中，他毅然抛弃国民党师长、每月数万元大洋的高官厚禄，走上充满艰难险阻的革命之路。他在谈到这段经历时曾说，经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懂得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就坚定不移了。在以后的革命征程中，特别是身处逆境险境之时，他始终坚定对革命事业的信念。在中央苏区时，他曾受到“左”倾教条主义的打击，被连降数级职务，但仍乐观豁达，不计得失地为党工作。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他多次受到打击迫害，但仍对党、国家和军队的前途充满信心。叶剑英同志“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的崇高风范，是全军同志都应努力学习和发扬的。
叶剑英同志是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楷模。他在长期领导军事工作的实践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注重调查研究，周密了解情况，做出符合实际的决策。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期间，在如何确定教学方针的问题上，有人主张学习黄埔军校的做法，有人主张效法苏联红军的经验。他坚持借鉴而不照搬，制定了符合红军作战需要的教学原则、内容和方法，培养了大批作战急需的人才。1958年他到南京军事学院视察，对当时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处境艰难的刘伯承同志，在该院干部大会上给予公正评价，挺身加以保护，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勇于坚持真理的胆识。1964年，他对一些部队在“大比武”中出现的锦标主义、弄虚作假、搞花架子等现象，多次提出批评，并向军委建议及时加以纠正。叶剑英同志这种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不移不屈不苟同”的可贵品格，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叶剑英同志是勤于学习、理论联系实际的模范。他是我军著名的儒将，一生酷爱学习，善于思考。留学苏联期间，他刻苦钻研，仅用半年时间就突破了俄语难关。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不论环境多么艰苦、战事多么紧张，都手不释卷，笔耕不辍。解放后，他在党、国家和军队重要领导岗位上日理万机，仍挤出时间学习，博览中外军事科学专著和文史哲经书籍，留下了近千万字的军事著述。叶剑英同志坚持以马列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创造性地回答解决了作战指挥、军队建设、国防建设、战争准备等一系列问题，堪称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全军同志要大力发扬叶剑英同志“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的学习精神，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努力提高全面素质，以适应未来信息化战争的需要。
叶剑英同志是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表率。他一生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却从不居功自恃，不计个人名利地位，始终坚持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晚年他多次提出要退出中央领导岗位，为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终身制做出表率。这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彻底的革命精神和宽广胸怀。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生活节俭，艰苦朴素。他住房的水电费，主动按月上缴。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时喝茶，坚持付茶水费。这些虽是生活小事，却体现了他廉洁自律的高尚情操。
耿耿忠心昭日月，巍巍丰碑矗人间。全军同志对敬爱的叶剑英同志始终充满无限的景仰和怀念。我们缅怀叶剑英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就要继承和光大他的思想作风和品德风范，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我们要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着眼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始终坚持我军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按照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相统一的原则，推动部队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叶剑英在推动新时期伟大历史转折中的贡献
——纪念叶剑英同志诞辰110周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今年，是叶剑英同志诞辰110周年，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也已接近30年。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以崇敬的心情，深切缅怀叶剑英同志为实现伟大历史转折、推动党和国家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立下的丰功伟绩。
一、推动党和国家实现伟大历史转折
叶剑英同志作为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一生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矢志不渝，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在各种严峻的考验面前，总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坚决同一切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作斗争，表现出伟大的革命气魄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同志相继逝世，“四人帮”加紧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叶剑英同志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根据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有力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这场斗争中，他起了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粉碎“四人帮”，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人民群众希望尽早结束社会动乱，使党和国家工作走上正确轨道，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然而，由于“左”倾错误的长期影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中，国家的各项工作虽然有所前进，但还未能突破“左”倾错误理论的束缚，仍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架内“治国”，结果导致在前进道路上出现徘徊的局面。为打破这种局面，叶剑英同志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一是排除阻力，坚决主张让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立即出来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尽快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叶剑英同志说，小平同志具有治党治国的全面经验，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毛主席、周总理多次赞扬过他。现在，党内、军内的绝大多数同志和全国人民，都强烈要求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应该尽快把小平同志请出来。经过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反复工作，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一致要求下，邓小平同志终于重新参加了中央的领导工作，许多老革命家、老同志的工作也陆续得到恢复，大量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从而使党和国家有了一个坚强的中央领导核心，为历史转折的实现准备了干部力量和组织基础。
二是坚决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粉碎“四人帮”以后，“两个凡事”的观点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阻碍了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针对“两个凡是”的观点，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叶剑英同志明确支持邓小平同志的主张。1977年10月9日，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叶剑英同志在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我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时，一定要提倡融会贯通，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他的这篇讲话实际上是对“两个凡是”思想的批判。1978年春天，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以后，叶剑英同志坚决支持就真理标准问题展开的大讨论。这一讨论，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与邓小平等同志一起，推动中央做出将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1978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组织路线方面的转变，使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成为历史发展的迫切要求。当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许多老革命家积极努力，终于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把原本准备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开成了一次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会议。在这次会议的闭幕会上，叶剑英同志作了重要讲话，着重强调了领导班子建设，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和勤奋学习、解放思想三个问题。他对这些问题的阐述，与邓小平同志在这次会上的著名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完全一致，受到了与会同志的热烈拥护。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等一系列战略决策，从而结束了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在实现党和国家这一伟大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叶剑英同志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全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了改革开放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叶剑英同志以他在党内的崇高威望和政治远见，在推动新时期的改革开放、祖国统一、干部队伍年轻化以及民主法制和军队国防建设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立了新的历史功勋。
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充分肯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初步而郑重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30年来的主要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他强调指出，现代化建设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工作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上来。要达到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为这个中心服务。全国每个地区、每个部门、每个单位以至个人，他们的工作评价和应得的荣誉，都要以对现代化建设直接间接的贡献如何，作为衡量的标准。为了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为此，不仅要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要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篇讲话使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及目标得到了进一步明确。
此后，叶剑英同志又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一道，旗帜鲜明地反复强调，必须积极地有步骤地进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要把充分发挥我国现有企业的作用同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很好地结合起来，不但要研究我们自己的经验，还要有分析地研究外国的有关经验。特别是对当时存在不同意见和争论的改革开放的某些实践如特区建设、包产到户等，他都给予了宝贵的支持。
1979年，叶剑英同志在广州听取了广东省委负责人关于广东在对外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和创办经济特区的汇报后，表示大力支持，并要求广东尽快拟出经济特区条例，呈报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1980年4月，他专程视察了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在深入调查研究和听取两市市委的汇报后，对经济特区的创办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勉励大家“你们办得很好，希望大家努力。”①同年8月，叶剑英同志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1981年4月10日，在广东省委负责人汇报广东部分地区实行包产到户取得显著成绩时，叶剑英同志肯定说：“这办法好，要加以推广。”②在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全力支持下，我国的对外开放、农村改革得到顺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呈现出旺盛的生机和活力。
三、为推动祖国统一大业做出重要贡献
进入历史新时期后，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成为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从维护祖国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叶剑英和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审时度势，积极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大业。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直把实现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作为自己神圣的历史使命，并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适时制定、实施和发展了对台方针政策。早在1955年，党中央就提出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设想，接着又提出准备同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合作，并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此背景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确立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
1979年1月，叶剑英同志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强调在解决统一问题时，一定要考虑台湾的现实情况，尊重台湾的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告台湾同胞书》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台方针政策的重要宣示。
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同志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后来被称为“叶九条”）方针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的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提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的主张；提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提出“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③。
关于台湾问题的九条方针，实际上明确了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即“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所以，1982年1月，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九条方针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④此后，邓小平等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多次对这一构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使这一构想日益完善，形成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提出后，首先被成功地运用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1984年和1987年，中国政府分别与英国政府、葡萄牙政府，就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发表联合声明，为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奠定了基础。香港和澳门分别于1997年和1999年回到祖国的怀抱。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在探索解决台湾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这一方针指导下，经过海峡两岸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共同努力，祖国大陆与台湾逐步结束了长期隔绝的状态，两岸人员往来以及经济、文化、体育等各领域的交流日益发展。两岸经济相互促进、互利互补的局面初步形成。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和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它是祖国统一的坚固基石，也是中华民族对国际社会的重大贡献。叶剑英同志为这一伟大构想的形成和祖国统一大业的推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以身作则推动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迫切需要大批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以保证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同时也需要解决好老干部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叶剑英同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全党做出了表率。
叶剑英同志非常重视并很早就提出了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就把这个问题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战略任务”提出来，引起了全党的重视。
1979年，鉴于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已经重新确立，年富力强的同志也已挑起了重担，叶剑英同志请求中央同意他退出领导岗位。1982年9月，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引用唐朝诗人李商隐“雏凤清于老凤声”的诗句，再次谈到干部新老交替问题，强调后来者居上，年轻的超过年老的，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基本规律。希望新上来工作的年轻同志，同老同志亲密合作，挑起重担，奋勇前进。他恳切地说道：我今年85岁了，年老多病。做事已力不从心，从党的事业着想，我曾多次要求退出领导岗位。在中央没有决定我退出之前，当尽力而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⑤
1983年2月，在他担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期将满之际。他写信给人大常委会，请求不再提名他为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候选人。五届人大常委会考虑他的身体状况，同意了他的请求，并给他复信，表彰他在历史上为党为人民建立的丰功伟绩，高度评价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所做的辛劳而卓有成效的工作。1985年9月，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央收到叶剑英等131位同志请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中顾委委员、中纪委委员的来信。十二届四中全会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并给叶剑英同志发出致敬信，高度评价了他们的光辉业绩。
在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身体力行和大力推动下，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建设迈出重要步伐。到1985年底，全国已有近46万名中青年干部走上县级以上领导岗位。⑥到1986年底，全国共有137万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工作的老干部离休或退休。⑦叶剑英同志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为促进干部的新老交替和干部制度改革，为党的事业的兴旺发达做出了突出贡献。
叶剑英同志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始终追求真理。他所作的“矢志共产宏图业，为花欣作落泥红”的诗句，是他不懈奋斗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在党和国家重大和紧要的历史关头，他总是挺身而出，发挥重要作用。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他“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他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的献身精神，好学深思、勤奋工作、顾全大局、团结同志的高贵品格，谦虚谨慎、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值得我们永远学习。我们纪念叶剑英同志，就是要以他为榜样，继续完成他毕生追求的事业；就是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
注释：
①《人民日报》1980年5月3日，第一版。
②《中央对广东工作指示汇编》（1966—1987年）（下）第447页，转引自张江明著《历史转折关头的叶剑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70页。陈百川等：“叶剑英对形成和丰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杰出贡献”，见《叶剑英研究资料》第三辑，第175页。
③叶剑英：《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63—565页。
④《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97页。
⑤叶剑英：《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78—579页。
⑥陈凤楼：《中国共产党干部工作史纲：1921—2002》，党建读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226页。
⑦中央组织部：《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七卷（上），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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