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南京慰安妇：我活着就是人证 我死了物证还在

雷桂英 摄影/顾炜

唐家国根据母亲描述画了高台坡慰安所草图

　　第一位原南京慰安妇“活证人”雷桂英在辞世前5天———4月20日留下了她最后的口述　生前她曾说———

　　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决郭喜翠慰安妇一案败诉。山西人郭喜翠于1996年、2002年、2005年三次提出赔偿诉讼，但均败诉。此前的4月25日，南京原慰安妇雷桂英饮恨离世。雷桂英在去世前口述自己的遭遇时多次重复说：“我活着就是人证，死了还有物证（高锰酸钾）。只要我活着，就去日本打官司，我不怕他们。

　　24日，即雷桂英弥留之际，安倍晋三在美国对媒体表示“就慰安妇饱含的辛酸深表道歉。”

　　饱含辛酸的雷桂英走了。养子唐家国视母亲写给苏智良的信为遗嘱。他无法解释母亲在灯灭前夕完成的这份遗嘱在时间上的不可思议，他亦无法解释母亲在生命最后一年里能将雪藏60余年的“丑事”昭示天下的勇气支撑。

　　临终

　　“趁我还在世，把心里话说出来”

　　4月25日下午3时12分，雷桂英，南京惟一一位以自身遭际公开揭露日军暴行的原慰安妇因突发脑溢血与世长辞，享年79岁。当日傍晚，记者赶往雷桂英生前居所江宁区汤山镇。雷桂英家堂屋正中挂面旗子，上书“以史为鉴，和平可期”。

　　雷桂英养子唐家国首先给记者出示了雷桂英于4月20日口述，由他代笔写给苏智良的信。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负责人，从事慰安妇研究14年。2006年5月6日，苏智良夫妇来汤山采访雷桂英。之后，雷桂英受苏之邀两赴沪上将真相告知国内外媒体、国外历史教师及专家。苏智良原计划今年7月复邀她为美、加历史教师披露真相。

　　雷桂英口述于20日下午。当时，唐家国不解母亲突然之举，雷桂英以这样的话释疑：“趁我还在世，把心里话说出来”———“60多年过去了，我雷桂英心中的仇和恨永远忘不掉……感谢苏教授把我讲的心里话告诉了好多人，让人们知道了历史的真相。”口述中，雷桂英重复多遍此前说过的话：“我活着就是人证，死了还有物证（高锰酸钾）。只要我活着，就去日本打官司，我不怕他们。”无独有偶，2006年，84岁的武汉原慰安妇袁竹林去世。临终前，她亦给苏智良留下遗嘱“我死后，我的后代也要跟日本人打官司。”

　　20日上午，雷桂英坐车前往南京市体检，车上，她交给司机一袋茶叶，请他转交给与她家多方援助的“好心人”，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史料陈列馆馆长吴先斌，司机婉拒。22日上午，唐家国将信写好寄出，信尾标明时间22日。该日晚饭后，雷桂英感觉头昏，随后陷入昏迷，她遗世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送我去医院。”

　　遗憾

　　期待援助制度化　使血泪见证者晚景不致凄苦

　　“南京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发源地，慰安所达40多处；利济巷是远东规模最大的慰安所”，吴先斌介绍：“与历史相比，今日研究刚刚起步，单薄弱小，尚处于抢救阶段。”为推进慰安妇研究，2006年3月20日，吴先斌组织一场“南京地区慰安妇现状调查研讨会”，十几名与会者皆为抗战史研究者兼道义援助行动者。吴先斌对雷桂英一一介绍时，他注意到雷桂英眼神饱含希冀。

　　从事14年慰安妇研究与救助的苏智良说“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现仍处于抢救阶段———人的抢救，物品、遗址的抢救。在他的推动下，7月，“中国慰安妇资料馆”将在上海落成。苏智良希冀借此推动慰安妇历史研究、现实救助。“相比韩国，我们为慰安妇做得太少了”，苏智良遗憾。遗憾一，相关部门对雷桂英的存在冷漠麻木、持传统偏见，如有政府人员直言雷桂英经历是“丑闻”。遗憾二，救助力不从心。“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每月发放在册原慰安妇200元。2006年，当救助难以为继时，苏智良夫妇无奈自费援手。14年来，苏智良经历过数次扼腕之痛———当他接到退款通知单时，才知一些身居偏远之地、无通讯条件的原慰安妇已离世，云南李连春即是。遗憾三，大多数原慰安妇家境清寒。比如雷桂英长期无收入，并患有慢性支气管炎、类风湿、高血压等疾病，高血压曾高达222，近年才吃低保，每月170元。唐家国拾荒为生。吴先斌采访过200多名民间战争亲历者及抗战人士后代，“百分百家境不好”，他说。他由此群体现状得出：战争伤害的不是一代人，而是两代三代甚至更久远，而这一点，目前尚游离于学者、专家视野之外。

　　雷桂英走了，饱含辛酸且承载诸多遗憾地走了，对于存世的45名原慰安妇，苏智良呼吁政府能将援助制度化，社会给与更多关爱，以使血泪见证者晚景不致太凄苦。

　　屈辱

　　老人曾努力遗忘并相信自己能沉默至死

　　记者从雷桂英生前口述的两份材料中翻开历史一页（1941年至1943年）———一份是雷桂英于2006年5月4日在江宁区公证处，将慰安妇经历做了证据保全的口述历史《雷桂英口述历史的见证》，一份是《雷桂英访谈记录草稿》。《草稿》为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史料陈列馆馆长吴先斌根据录音整理。《草稿》中的提问者为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博士、解放军炮兵学院南京分院退休教师费仲兴。时间为2006年6月。

　　现摘要如下———

　　我7岁那年父亲病死了，母亲被李岗头的人抢去了。我没有家，在外面东讨一顿西讨一顿。见我有一顿没一顿，汤山有个老奶奶对我说，高台坡那里有吃有喝，你去那儿看看，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就去了高台坡，我进去的时候大概是1941年秋天，还不到13岁，后来我才知道这里叫山本高台慰安所。那里的人不喊名字，都喊“姑娘”。我在里面洗碗、扫地、抹桌子、送烧饼、带山本儿子玩。

　　第一次被鬼子糟蹋，大概是15岁吧。一天下午，来了几个鬼子，5个姑娘不够，他们就来拖我，强迫我，我不肯，拼命反抗，但弄不过他们。他捂你打你，急起来了，拿个腿顶你肚子，你就狠不起来了，吃不消的。当时山本他们到上海买东西，没回来。后来，他们又弄过我几回。鬼子多的时候，就瞎来了。布帘子是挡外面的，里面没挡。这个日本人和这个姑娘，另一个日本人和另外的姑娘，中间不挡。大床上有4个姑娘，都不穿衣服。

　　山本夫妇怕姑娘得病，给一种药（高锰酸钾），我看见有姑娘摆在水里面洗。一次，山本婆子把那药扫出来，我捡起来，拿个瓶子装着，蓝色的，一瓶哎。

　　在高台坡，我们吃的是压扁了的麦子煮的饭（麦片饭），菜是罐头、青菜萝卜，用糖和酱油拌，从不加盐。鬼子叫我们跪着吃饭，我们不听，还是站着吃。

　　后来高台坡几个姑娘都走了。鬼子就到陶庐军人俱乐部去，但还是有鬼子强迫我。一次，三个人跟我一个人，我又哭又喊，他们腰上别着短枪、挂着刀。头一个鬼子睡过了，就是第二个鬼子，第二个睡过了，第三个就来蛮的，拿刀背戳我。这个腿就是那时候戳的，还戳我头。我哭着爬着到了马路上，听到我哭，大家就出来看，有女有男，还有戴大盖帽的汪派（汪精卫的伪军），他们不敢到高台坡来，里面有个叫唐家汉给我作证的。

　　给鬼子糟蹋后，我就想逃跑，但到处有人看着，跑不掉。一天中午，我趁鬼子睡觉，从后门厕所那个地方跑出来了。我总共在高台坡呆了一年半。

　　雷桂英的屈辱史旁证来自《现代快报》一则报道《那天，我亲眼看见鬼子糟蹋她》。据家住127号的汤泉村人，89岁的唐家汉回忆：“那年我住在高台坡慰安所的斜对面，大概是夏天吧，我听见里面（慰安所）哭呀喊的，日本人逼她干那个。她的喊声实在是太大了，招来很多人，大家围着慰安所。她出来时，已经给折腾得不能走了，有人跑过去把她拖出来，她爬着到了街上，那血啊……”

　　雷桂英血泪史从经盛鸿、费仲兴合著的《对南京原日军慰安所的最新调查报告》中亦得到旁证。2004年，费仲兴采访75岁的汤山人朱家龙和80岁的经友发———

　　“日军占领汤山后，将炮兵学校占作兵营，还在当地设了几家慰安所。其中一个是个叫天福的日本人开的，就在汤山街上，现在的‘万家乐’商店那个地方，大门牌子上写着‘天福’。（朱家龙口述）。

　　“汤山慰安所是日本商人山本办的，开始建在老街里，是地主袁广智的房子。慰安所在老街办了二三年后搬到高台坡的巷子里，就是现在的信用社东边，也办了二三年”（经友发口述）。

　　雷桂英本人遭受日军残害的证据是，她左腿根部十几厘米的刀痕，头顶上有块红色疤痕。头上留下的后遗症是“一抬头就疼”。无形伤害是雷桂英嗜烟。日军不仅逼她做性奴隶，还强迫她抽烟，“他们看我呛得咳嗽，就笑。”，雷桂英生前对唐家国说。据唐家国分析母亲嗜烟原因，一是习惯，二是往事的憋闷。

　　雷桂英17岁结婚，婚后不能生育。她丈夫叫唐启明。唐启明1982年去世，至死他不知妻子严守的秘密。抗战胜利后，雷桂英务农，做过妇女队长，时间自土改始直至1964年。守口如瓶的雷桂英自信她在高台坡的经历“就几个老人晓得”。她甚至幻想知情者晓得的仅是“我给日本人带孩子，大家看见我带小娃子出来玩。”她在努力遗忘，同时亦希望知情者失忆。

　　雷桂英自信她能沉默至死，知情者亦然。

　　揭痛

　　去年打破沉默成为第一位南京原慰安妇“活证人”

　　2005年年底，60多岁的某村民首次向唐家国透露雷桂英历史遭际。唐家国措辞谨慎地问母亲是否有这回事，雷桂英以“你要死呀”的激愤语言骂儿子。一个多月后，该村民复跟唐家国提起。唐家国遂第二次询问，雷桂英以“我原先给个日本婆子带小孩”解释。雷桂英雪藏记忆的原因之一是“两个孙女都没成家”。2006年春天始，雷桂英雪藏60多年的记忆开始融化。

　　2006年4月7日，《现代快报》记者首次登门揭痛，雷桂英叙述中伴有泪水与“丢人哪，真丢人”的自嘲。4月10日，该报以“我曾经是个慰安妇”为题首次将雷桂英的经历告白天下。6月，张连红博士问雷桂英，从守口如瓶到告白天下，其间经过了怎样的思想斗争？雷桂英回答张连红“我就想，小娃子甩到塘里，冻死了，男的活埋。我就想我们中国人要讨一个公道。”雷桂英曾带记者、专家指认两处慰安所旧址。一处是农业银行，原称高台坡；另一处是汤泉东路60号，原日军俱乐部。唐家国根据母亲描述画了高台坡及陶庐俱乐部里面的天福慰安所草图。

　　“讲出来后，感觉怎样？”张连红问雷桂英，雷桂英答：“以前胸口上像压着东西，现在没得啦，里面亮堂多了。”2007年1月8日，雷桂英首次踏入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她将收藏的山本婆子扫出来的高锰酸钾———日军暴行物证交给该馆馆长朱成山。雷桂英解释，此为当年清洗自己下身的消毒剂。

　　2007年3月2日，各界反击日本政要妄语“没有证据表明日军强征慰安妇”，雷桂英通过电视知晓。“怎么没有证据呢？怎么抵赖得掉呢？”她对养子说：“我活着就是人证，我死了，物证（高锰酸钾）还在呢。”

　　雷桂英逝世翌日，南京有媒体报道“最后一个慰安妇走了”，引起专家不满：“误导读者”。据苏智良掌握的数字，雷桂英去世后，目前全国在世慰安妇45人，其中三分之二公开如雷桂英。那么“隐身人”有多少？王炳毅，南京民间史学研究者。1987年始，采集了65位南京原慰安妇史料。迄今，65位中的健在者不足10位，其大多生活在南京郊区，且拒绝作证。迄今，南京原慰安妇人证中，公开站出来的国人仅有雷桂英。无疑，雷桂英的标本意义在于她以勇敢、觉悟、承受力、包容心打破沉默；无疑，她的离世致使慰安妇研究留下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