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会址是怎样找到的

　　原上海博物馆馆长沈之瑜回忆说，1950年，他在上海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当处长。一天，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告诉他，为迎接明年中共建党30周年，市委决定寻找当年中共“一大”会址，此事属“社会文化事业管理”范畴，所以要他负责寻找。

　　茫茫大上海，何从寻觅中共“一大”会址呢？姚溱手中唯一的线索，是市公安局局长杨帆提供的。杨手下有一副科长，叫周之友(中共党员，原名周幼海)，乃周佛海之子！父子分道扬镳，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周之友提供了重要情况:其一，他的母亲杨淑慧现在上海。中共“一大”期间，周佛海正与杨热恋，曾带她去过开会的那座房子，也曾叫她往那里送过信；其二，周佛海写过一本《往矣集》，谈及出席中共“一大”的情形。

　　在上海图书馆，沈之瑜查到了《往矣集》，书中有一句话极为关键，即开会是在“贝勒路李汉俊家”。“贝勒路”自1943年起改名为黄陂南路。这样，就确定了寻觅的大致范围。

　　隔了一天，杨淑慧奉杨帆之命来找沈之瑜，说是将尽力帮助寻找李汉俊家。毕竟时过境迁，当年的“李公馆”已面目全非。头一天，无果。随后，杨淑慧自己又悄悄来到“贝勒路”，细细回忆、寻访。她终于发现，那白墙上刷着个“酱”字以及砌着“恒昌福面坊”招牌的房子有点眼熟……经过确认，此处果真是李公馆。后来，铲去了墙上的石灰和“酱”字招牌，这才恢复了李公馆——中共“一大”会址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