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私德审判不能替代公共性监督

　　昨日，有两则新闻备受关注：公布《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自6月1日起施行；二是云南省通报了该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出逃一案，已查明其收受巨额贿赂、生活腐化等违法违纪事实。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签署，无疑为我国整顿吏治指明方向，这一由政府部门主持发布，涉及国家权力运作的政治议题，当有严肃的公众关注才对。

不过，遍览各大报纸、网站，无不以事件所涉的私情败德切题——“公务员包养情人、遗弃家庭成员将给予开除处分”；而对胡星一案，网上留言也无非充斥对其腐烂生活的调侃起哄。

　　这样的公众反应由来有自，纵观历年谈及贪污腐败官员的报道，无不以“包养情妇、涉及重婚”等私德问题为先，而这些贪官“涉嫌贪污渎职”，这些对公权的亵渎行为，却放在其后，似乎暗藏了这样一个逻辑：官员之所以贪污，实是个人私德败坏在先，均从生活作风不良、情趣低下开始。这种逻辑，无非以个人意志的薄弱和道德的腐化等偶然因素，替代了权力约束体系的缺位等贪腐的必然源头。

　　一个可以察觉的现象是，越来越多的腐败案情开始以“情妇”、“二奶”为故事主线，而充斥其中的声色犬马，纸醉金迷，更得到媒体强调和公众传播。人们津津乐道的，甚至是官员如何用MBA知识管理情妇团队，女贪官如何用美色引诱和身体公关获得提升等等。民众毫不厌弃这些细节的冗长披露，自然也谈不上对公权流失的政治警觉。每一桩腐败案的报道和披露，都越来越像香艳的情欲故事和神勇的侦破传奇。在制度反腐的普遍失意之下，公众把严肃的政治课题消化成了私人生活的开心一刻。

　　腐败频发的政治现实，令公众的严肃关注产生疲劳，制度反思也因缺乏出口而开始冷落，于是，猎奇与起哄，转而成为公众常态的反应，无所事事的看客心态和无可奈何的认命心理，逐渐加重中国社会的政治冷漠。如此公众心态与舆论环境，实在无法与国家最新颁布的《条例》所伴随的决心和意志相称。

　　必须看到，将私德审判置于公共性监督之上，必然导致公众对腐败根源追溯的无力，而规避讨论权力监督机制缺位，亦无非回避了公众参与公共性监督的可能。当公共讨论存在言不尽意的玻璃屋顶，当热烈的公意无法输入政府议程，精神强大的公民也不得不成为现实的小白鼠，不断地退缩，无奈地矮化，公民要么政治冷漠，要么娱乐亢奋。种种情形之下，才有今日反腐题材变成情色故事、转型之痛成就娱乐新闻的社会怪象。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颁布之时，政府无疑要反思这种公民精神的流失，有更积极的制度建设。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无不在制度上珍视而非抵制它的公民参与，在教育上厚植而非侵蚀它的公民精神。即使是这些国家，官员同样有滥情的故事，媒体和公众也同样追逐情色私欲的细节，但民主政治的权力运作，释放了公民的这种政治焦虑，其最终的结果，反而强化了主权在握的公民信心。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一度也是公众的绯闻焦点，报章杂志也连篇累牍报道关注，但并没有出现制度咒骂和对总统私情的无端起哄。因为公众普遍相信，司法程序会确保得出公正结论。克林顿最终还是承认与莱温斯基的不恰当关系，还在全国电视讲话中承认自己的过错。而政敌弹劾他的原因，是他的不诚实，而与其私生活无涉。

　　由此可见，政府官员的私德问题，落实到公众视野里，其实就是公共权力的运作现实。公众反应的差别，也正折射出与此联系的权力运作的不同基础。一直以来，我们始终相信，通过坚持不懈的思想道德教育，可以打造廉洁勤政的官员队伍。执政高层也不断强调，各级官员要生活正派、情趣健康。官员的私德修炼被提到相当的高度。而现实告诉我们，空洞的道德诉求与滞后的制度建设，一起成就了今天虚无逃离的公众情绪。

　　在《条例》颁布之时，我们必须反思，我们的制度建设，能挽回这些在喧嚣中走向泡沫的公民精神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