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城市规划法非常虚弱，没有一部法像它那样遇到如此强大的挑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万学文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
万学文
这样的对话在领导与规划人员之间频繁上演：
——领导说：“这里盖个房子吧。”
——规划人员说：“按规划这里是中心花园。”
——领导说：“先要下里巴人，然后才能阳春白雪，改了吧。”
“在我们国家，改变土地的使用性质实在是太容易了。某些地方领导习惯了置法律于不顾，除了直接下命令，还写各种条子批示。规划人员像守门员，能扑住一个算一个。”为了明哲保身，不少规划干部都有收集存放领导批示的“习惯”。
4月27日，万学文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研究生毕业的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万学文，“搞了三十几年的城市规划”，是注册规划师，对城市规划的苦衷十分了解：“在会议上、制定发展战略时，地方领导都在讲规划有多重要，但在具体问题上，就把规划忘了。”
“拆了建，建了拆”：都是为了地价
“城市建设是地方领导的重要职责之一，而城市建设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规划。同时，城市规划也最能突出地方领导的政绩，直接促进其晋升。”万学文说，这是一些地方领导热衷城市建设的原因之一。
“土地使用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太密切了，”万学文告诉记者，过去城市土地不大值钱的时候，规划朝令夕改的问题还不算突出，但随着城市改革的深入，福利住房分配制度的结束，土地价格越来越高。与此同时，修马路、下水道，建污水处理厂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也需要更多的钱。于是，一些地方领导往往便把希望寄托在土地上，挖掘土地的含金量，获取最大利润。
“城市建设的钱，大部分来自地价。在利益驱动下，许多城市拼命开发老城，拆了建，建了拆，因为地皮越来越值钱。”万学文指出，地价收入是政府的预算外收入，地方政府很容易绕过人大监督，拿这些钱去搞豪华行政办公楼，搞形象工程。这里头也容易出问题。
修改规划：权力应给上级机关
在1990年城市规划法出台之前，“城市规划多靠人治”。在1993年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出台之前，“农村根本谈不上什么规划”。
“这一法一条例，在执行过程中，时常被忽视。”万学文指出，1990年4月1日城市规划法施行以来，具体的执行情况并不理想。
鉴于这种情况，万学文认为，制定统一的城乡规划法，不应该简单地看做是将旧的一法一条例合二为一，应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用法律明确规划的权威，确定“先规划后建设”以及“非法定原因，规划不得修改”等原则。“修改规划的法律口子不能开，规划不能软。只有这样，才能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并保持一座城市的文脉。”万学文强调说。
城乡规划法草案第十五条规定，城市、镇“总体规划的规划期限一般是20年”。第四十六条规定了修改规划的“五项正当理由”：一是上级政府制定的城乡规划发生变更，提出修改规划要求的；二是行政区划调整确需修改规划的；三是国务院批准重大建设工程确需修改规划的；四是经评估确需修改规划的；五是城乡规划审批机关认为应当修改规划的其他情形。
对此，万学文说，第四十六条规定得比较宽泛，实际降低了第十五条强制性内容的刚性约束力。他建议将第四十六条中第四、第五个条件拿掉。“经评估确需修改规划的，评估是哪一级？没说清楚。审批机关就可以修改规划？这口子太大了，修改规划的权力要给上级机关。”
城市规划法草案第四十八条规定：城市、县、镇人民政府修改近期建设规划的，应当将修改后的近期建设规划报总体规划的原审批机关备案。对这一条，万学文认为，光备个案，修改规划太容易了。“应当报原审批机关重新审批。修改规划的权力应该给上级机关。”万学文建议。
监督规划：要有百姓参与 建不下去的烂尾楼被炸掉 杨勤／摄
“确保规划的科学性，以及监督政府不能随意改规划，还有一个重要力量，就是老百姓。”万学文说，有时候，一个建筑只有20年就被炸掉了，既浪费了资源又污染了环境，但有些地方领导却认为这是“花钱买学费”。“为什么不在方案实施之前多动点脑子，多听听大家的意见？”
“在城乡规划的问题上，需要老百姓参与和监督，城乡规划法草案所增加的规划公示方面的条文，实际上就是想使规划的科学性更高一些。”万学文说，“老百姓怎样看待规划，这其实是很重要的问题。”
当看到“今天建、明天拆”，看到“街心公园推平后变成了高楼大厦”，看到“一年两次开膛破肚大搞水管改造”时，大多数老百姓认为这只是政府决策的失误、是政策没有延续性、是一届领导一届规划，“但实际上，这是违法行为，既违反规划法，也浪费了纳税人的钱。”
“很多外国人爱管事儿，他们觉得，这个路弄得我摔倒，这个立交桥我上去了就下不来，修得太不合理，我是纳税人，政府把我的钱用错了，浪费了，我就得管。”万学文说，“我们要树立纳税人的意识，让全体老百姓一起关注和监督城市规划和公共资金的使用，随时发现地方政府对规划的不当修改行为，发现城市规划中的不合理之处，和政府的这些违法行为较真、叫板。”
审议回放
——来自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城乡规划法草案审议现场
王怀远委员：应明确监督城乡规划的执法主体
制定该法应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控制城镇膨胀，用什么标准来编制城乡规划？第二，监督检查执行问题，这部法的执法主体是谁？授予他们权力，他们能否监督？违法的是各级政府，职能部门能处理他们吗？这些年的经验已经证明，不是没有规划，但是谁也监管不了。
杨长槐委员：城市建设应有民族特色
在总则中必须加上一个内容，即城市建设既要有时代特征，更要注意中华民族的建筑特点和文化特点。没有建筑特点、文化特点，我国的建筑怎么代表东方？我到过一些国家，比如俄罗斯、法国，我问过当地的朋友，你们的老房子为什么不拆，他们说不能拆，因为这是法律规定的。而我们呢？把一些老建筑都推倒了。草案中讲到保持地方特色、民族特点，要有强制性的规定，在前面应加上“必须”二字。
朱相远委员：“旧”字改为“老”字，一字之差意义不同
本法第二十七条、二十九条都提到“应妥善处理新区开发与旧区改建的关系”，建议把“旧”字都改成“老”字。为什么把“旧”改成“老”呢？因“老城”肯定值钱，在中文中“旧”含有贬义。我们很多政府把老城拆了，为了追求政绩，有时连文物也都拆了。开发商的强大公关力量和政府官员创政绩的强烈欲望，使得文物部门根本没有办法。
徐晓南（全国人大代表）：规划机场生态防鸟害
无论军用机场还是民用机场大部分处于城乡结合部，机场周围的农田、树林、湿地是鸟类生存、繁衍的地方，政府每年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于驱鸟。驱不如防，防不如疏导，在城乡规划法中应该写上一笔，通过规划控制机场周围的生态建设，使机场周边的作业方式有所改变，以降低政府投入成本。
周力争（全国人大代表）：城乡规划应让老百姓参与
一个城市无论大规划、小规划，还是短期、长期的规划，都应该设置一个通道，让城市的市民、老百姓参与。对于老区的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值得保护的东西，在拆除之前应该公示。审批部门和规划部门让全体市民和老百姓参与城市的规划，有助于科学规划。(作者:王丽丽庄永廉)
(责任编辑：赵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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