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革命

　　本书描述了中关村1980年到2006年的历史进程。作者花费三年时间，采访了三百多个人物。这些人物中，有在中关村捞得身家亿万的企业家、世界500强的超级大鳄，也有出师未捷的悲剧英雄和欺世盗名的无耻宵小。

所有的那些雄心、野心、权谋、商战、虚与委蛇和彻底疯狂，伴随着云谲波诡的风云，在中国的大地上起起落落。

　　八、“新技术贸易的奇迹”

　　变化如此迅速。以至这段长度不过一公里的大街很快便不能容纳，向东扩张。东边那片土地叫黄庄，这名字直到今天还没改变，在当时是条东西走向的马路。它是白颐路的延伸段，所以很快便成了新公司的“殖民地”。连接白颐路的交叉口上有个点心店，这时首当其冲，最先“沦落”。“点心店变成了电子店。”谭左亭说。她是在白颐路西侧的民族学院里长大的，从小学直到大学一直都走在这条马路上。如今她是中关村科技担保公司的总经理，满脑子都是贷款、利率、保证金这些东西，可是童年的记忆里有个烙印永远不能磨灭，就是这家点心店。

　　“那时候它就好像是我们家的装满好吃东西的橱柜子。”但是在1985年，“对，就是在1985年”，她肯定地说，“白颐路变了”。一天早上，几个年轻人闯进来，摘去点心店的招牌，把一大堆电子打印机搬进来，连个营业执照还没有，政府也不知道，这就完成了商业史上的一次除旧布新。

　　“电子一条街”出现在躁动、纷争、摈弃传统和追寻未来的时代，又是生长在这样一片沃土上。有谁料到，那些由旧世界的教条主义培养出来的人们，一旦到达这片土地，却成了新世界的开拓者。

　　随着夏天的到来，白颐路的气氛也更加热烈。以“发展新技术”自我标榜的早期创业者们，力图把自己与旧式商场上的芸芸众生区别开来，依靠那个时代的混乱秩序、政府的不知所措，以及整个社会的欲望和梦想，来获得利润。

　　新开张的商店已经连接起来，店后面还有店，从南端的白石桥开始，沿白颐路向北，直达黄庄，再由两条平行的马路向东延伸，穿过中国科学院的那些大院子，形成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F”。这是“电子一条街”的最初形态。除了“两通两海”之外，还有41家公司，这是很多年以后官方公布的数字，可是有些人的估计要超出很多。邵干坤说：“早已超过200家。”鲁瑞清说：“进入统计数据的有148家”。后者当时是海淀区供销社主任，在这条马路上多年从商、也掌管着几乎所有商店的动向。“新公司都是做买卖的。”他说，“谁做呀，就是中科院的知识分子，把国外的产品拿进来卖。”他领导的供销社当时拥有一栋楼房，就在今天科贸电子商城的那块土地上，他把它租给四通和联想，一个在楼下，一个在楼上，很快就成了“最大卖场”。

　　这样看来，“电子一条街”的早期历史在本质上并非技术革命，它是一场地道的商业运动。这从新公司群体的早期交易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

　　1985年夏天，陈春先领导的“华夏”成立已有12个月，尽管此人以“新技术开发和转移”而扬名，可是他在这段时间里唯一的大宗收入，却没有一点“技术开发”的味道。他所扮演的只是一个“代理商”的角色，所以对于很快到来的危险局面，也就完全不能掌控。

　　那是他与科学院北京器材供应站之间的一笔总额320万元的生意。按照合同内容，华夏将“负责开发并提供100套有完整硬件、软件、外部设备配套的微计算机系统”。陈春先如约拿到40万元定金。他向属下宣布，这一计划能否成功“直接关系到华夏的生死存亡”。然而此项合约的令人难以置信之处，是全部微机系统必须在130天内交付。我们已经知道，当时全中国只有电子部六所拥有开发微机的能力，其第一台微机“长城-0520”尚处实验室的阶段而不能批量生产。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当华夏签署这桩合约时，他们心里想的只不过是一个贸易计划。

　　这一点在公司文件中得到证实。随后华夏所谓“开发”，只不过派出一个名叫梁瑞森的员工，乘着飞机“往来于广州、北京之间”。梁瑞森在颠簸往返104天之后拿到首批货物，总计66件，1133公斤，全部为计算机组件。这时候交货期限已迫在眉睫，情势急迫，他竟租用一架飞机把货物空运至京。

　　15天后，又有第二批货物装入4个集装箱中，由广州经由铁路运达。根据公司文件记载的情形，华夏当时无法应付如此紧迫的局面，所以立即召集电子所、计算所和物理所的大批员工，加班加点，不分昼夜。于是“奇迹出现了”：14天后，全部微机都被组装起来，调试完毕，通过鉴定。

　　公司就像过节一样。因为的确是个“奇迹”。不过，它肯定不是“新技术开发的奇迹”，而是“新技术贸易的奇迹”。事实上，这是我们今天可以查阅到的中关村大规模代理贸易的首次记录。根据有案可查的文件，这笔交易到最后已达到1364万元，已经远远超过最初的合约。

　　“代理商”的概念直到1992年才在中关村立住脚，成熟的“分销制度”也是在那以后渐渐形成。然而早在1985年，陈春先就通过进口散件加以组装转手倒卖的办法来兜售微型机。当然他的这宗交易后来并未成功，华夏不仅没有获得利润，而且还导致一场致命的官司，终于一蹶不振。这位“中关村第一人”，与其说是“科技第一人”，倒不如说是“科技贸易第一人”。

　　“电子一条街”的历史记录，乃是一部关于团体与个人、管制与对抗、严密组织与自行其是、合法与非法、忠诚与欺骗、流汗流血与巧取豪夺相互交织的故事。至少在它的起点上，并不是一个技术创新的故事，而是商品的买与卖。即使是那些怀抱科技创新宏图的人，一旦进入这条马路，也不得不把自己的智慧和热情转移到商品买卖上来。陈春先的“奇迹”并非独家所有。就像我们此前提到的，“两通两海”全都精通此道。在开始时，他们在运输方面投入的力量比在其他地方都要多。

　　那时候中关村的运输工具相当简单，只不过是一种平板车。它由一块木板平置，以便装载货物，因此得名。木板长度为2.2米，宽1.8米，由三个轮子支撑，并以人力驱动。这种车的设计专门适用于小规模多品种的运输，一个人就能操纵，灵活机动，而且没有任何交通法规能够限制它的行动。由于当时计算机尚未形成大宗消费品，商家进出数量极少，所以平板车在80年代一直垄断着中关村电子产品的运输。直到今天，它在中关村里仍能见到，由一个衣服凌乱、满头汗水的男人蹬着，穿梭在如织的人流中，一望而知是个跑到城里来谋生的农民。但在当时，骑在平板三轮车上的都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来自附近的中国科学院的某个大院子，以至于在高墙深院里经常出现一些奇特的场面，撩人心扉。比如曾茂朝的妻子、计算所研究员胡锡兰，就在1985年夏天看到这样一个场面，以至很多年后都不能忘怀。那一天，她从自己在二楼的办公室隔窗望出去，就见联想公司的那些开创者们，总共20来人，把一大堆微机从大门搬进院子里来，有2000个包装箱，浩浩荡荡，人拉肩扛。透过玻璃窗，她看见了烈日下面的柳传志，也看见李勤。这二人日后都是中关村里叱咤风云的人物，当时一个满头大汗，衣服都湿透了，另一个把裤腿卷到大腿上了，累得气喘吁吁，让胡锡兰不禁惊叹：“他们干的全是体力活啊！”（8）作者：凌志军 新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