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药品黑市调查：药贩收购过期药转卖外地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唐民皓认为1120行动是很有效的，对上海得药品黑市有一个非常大的威慑力。

目前在上海，约有数百人专门从事非法收售药品的活动，他们分为三个级别呈金字塔型。

　　药品黑市的倒卖网络

　　在药监、公安部门重拳之下，上海的地下药品黑市遭到迎头痛击。其实，专门回收旧药的药贩子，我们并不陌生，在马路边上、小区门口，就经常能看见他们，他们要么四处张贴小广告，要么立块纸牌子。药贩子看似不起眼，但上海市药监部门告诉记者仅1120行动中抓获的那四对夫妇，四年时间银行帐户上累计进帐竟高达9000多万元。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大队副队长陈滨告诉记者，目前在上海，约有数百人专门从事非法收售药品的活动，他们分为三个级别呈金字塔型。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大队副大队长 陈滨：“我们把他们这些药贩子分成三个等级，第一个等级就是在路边上，蹲在那儿收药的，他们从老百姓手里边收一些过期的药，多余的药。这一级的人呢，人特别多。收到的药呢，品种多，量很少，比方说一盒也要，两盒也要。收好了以后，他们把手里边的药呢，分类，然后他们就会卖给中间的这几个药贩子。中间这几个药贩子呢，就是把从各个不同的人手里边收的同样的药再整理，再打包，打成中包装，这个层次的人是以整理打包为主业的。”

　　记者：“改换头面。”

　　陈滨队长：“嗯，改换头面。整理打包为主业的。他们弄好了以后，那么就卖给最高的这个层次的药贩子。”

　　陈滨所说的最高层次的药贩子，就是处在“金字塔尖”的高端药贩，也是上海药监部门目前重点打击的目标，而在1120行动中抓捕的谷某、胡某、徐某、刘某四对夫妻正是这样的人物，他们的身份类似“批发商”，主要以“夫妻家庭”形式活动，起早贪黑，行动相当隐蔽。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大队副大队长 陈滨：“我们在调查的过程当中，都发现，他们也是都做了几年了。做这个生意已经做了几年了。最开始的时候，也许就是一个路边的马仔，但是慢慢慢慢了解了整个体系，他就慢慢发家了。现在他们住宅，住房，车都是很不错的。”

　　目前已经被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的刘某夫妇的药贩“生涯”可以追溯到1999年，当时他们在家附近的菜市场以低价收购药品。

　　罪犯刘某：“就是你放块牌子。他就有那个，什么退休工人什么东西，他都会拿过来卖给你。”

　　刘某告诉记者，多年来，收购的药品全都来自普通老百姓之手，而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利用医保卡购买药品。

　　刘某：“都是用医保卡的。还有什么。”

　　记者：“是什么样的的人有医保卡？”

　　刘某：“五、六十岁的人，四、五十岁的人。反正都是退休的。”

　　陈滨也告诉记者，在查获的药品中，用医保卡购买的药品占很大一部分。因为在大多数药品的包装上，医院的标签还贴在上面。而除了医保卡购买来的新药，还有一部分的过期、假冒药品，药贩子们便需要进行改头换面的工作。为了翻新的药品不被识破，他们甚至到某些医疗机构回收废弃的药品说明书、药瓶、药盒和封签等药包材。

　　陈滨队长：“空的包装盒里边没有药品，那么这个就是有比较大的危害了。我们担心他呢，就是把一些不合格的药，或者是回收过来的，外包装已经被污染的，不太整齐的这种药，换到这种新的盒子里边。然后再进行包装。”

　　除了回收来的废弃的药盒，一些生产日期已经过期了的药盒，药贩子们也不放过。

　　陈滨队长：“过期的药盒就可以换成新的包装了。把过期的去掉，还有他们有打号机。比方说这个就是一个打号机。”

　　记者：“但是他上面已经有号了，他怎么再打？”

　　陈滨队长：“他可以把这个，原来的批号擦掉，因为把这个油墨擦掉，用熨斗熨一下，基本上是可以看不出来的。”

　　记者还注意到，稽查人员几乎从每一个窝点里，都搜出了电吹风、电熨斗、塑料薄膜之类的东西，药贩用它们干什么呢？

　　陈滨队长：“比方说，正规的药厂生产的这个品种，如果是十条一盒的话，那么他就把这种，这十盒放在一起，用这个包装袋包好，包好了以后呢，用这种电吹风，它有的是这样，因为这个是热压的，热压的，成袋的，热压，压断，压断了以后给它包好。这是热的，包好了以后，剪刀给它剪掉。然后它这个不是不是很光滑嘛，不是很光滑，实际上用这个电吹风一吹，它就绷起来了，它就绷得很光滑了。”

　　而处于金字塔塔尖的刘某和妻子，他们已不再需要亲自沿街去收药，也不再需要亲自对药品进行改头换面，而是四五家中间商每天定时向他们提供药品。他们再通过托运站将手中的药品发到外地。刘某告诉记者，通常情况下，他3天左右就会向外地购药者发一次货，每次为3箱，交易金额一般在2、3万元。

　　罪犯刘某：“多的时候十万也有。”

　　而刘某发货的上家主要是武汉的王玉军和郑州的秦维献。从2006年6月至11月，刘某夫妇先后44次，将各类药品销售给王玉军，再由王玉军先后38次将货款共计295万余元，直接通过银行存入刘某的银行卡内。而从去年7月至11月，刘某夫妇还先后21次，将各类药品托运至郑州，销售给秦维献，秦维献先后23次将货款87万元存入刘某的银行卡内。

　　记者：“他们拿着这些药是做什么用途呢？”

　　罪犯邵国英：“全部销往外地医院了。”

　　众所周知，国家对托运药品作出了严格的限制和明确的规定，那么刘某夫妇又是如何频繁的将大量的药品托运到外地的呢？

　　记者：“你托运的几家叫什么名字呢？托运的地方？”

　　刘某：“一个叫佳吉公司。还有一个叫舒立。”

　　记者：“那你每次托运的时候，在托运的那个单上，你们会写什么呢？写什么样的类别？”

　　刘某：“一般都写配件。”

　　记者：“他们不会检查吗？”

　　刘某：“谁检查？”

　　记者：“就是托运那边他们会检查吗？”

　　刘某：“我们都写配件，他们不检查的。”

　　如今面对漫长的刑期，刘某夫妇都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记者：“后悔吗？”

　　邵国英：“我怎么不后悔啊？我后悔。”

　　刘某 ：“人就是一个字，说到底就是一个，侥幸心里，还有一个贪婪心里。做大了，认为不要紧，总有这种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