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费差错合理论”暴露医院的技术傲慢

　　社论

　　中国的医院不乏惊人之举，其医务工作者也时常发表惊人言论。最新的案例是，广东省人民医院院长在回应该院去年多收费500万元时说：医院的收费技术系统很复杂也存在局限，导致了多收费的误差，但多收费符合国家2％差错率的规定。

据报道，省人民医院去年共收入10多亿元，差错的多收费占0.17％、少收费占0.16％。该院长进而还认为，医患关系紧张在于百姓不了解医疗行业的技术特点，判断医护人员是否乱收费，要看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院长从维护医院的立场上发表言论，本无可厚非。的确，通过他的“收费技术局限论”，公众也可以了解到在医院的收费数据中，卫生材料、中西药品等有六七千条之多，收费项目更高达15000个，这些都在客观上增加了收费的技术难度；再加上每天数以万计的门诊量，收费系统的复杂程度可想而知。但是，舆论对医院所宣称的“自有苦衷”的理解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并谨慎示以同情，毕竟，院长为“多收了三五斗”进行辩解的言辞后面，那隐约展现的潜台词更耐人寻味。

　　简言之，这三方面层层递进的潜在告白是：既然医院收费系统和技术都很庞杂，那么出现多收费就是在所难免的；既然差错是技术系统难以克服的，那就不该被指责为乱收费；除了多收费，技术局限也导致了医院少收费，所以医院也是利益受损者。应该说，医患关系的困局由来已久，两者之间的紧张状况似乎难以被彻底纾解，不过从医疗收费的技术角度入手，提供多收费不等于乱收费、甚至多收费属合法的依据却是第一次见诸报端。可复杂的医疗项目以及相应收费技术的局限真的可以作为多收费的理由吗？医疗乱收费能够借助于“技术缺陷”——医院常常以此作为挡箭牌——得到澄清和谅解吗？

　　由计费系统的局限性推导出多收费合情合理的论调，实质上是将医患关系紧张的责任转嫁给了冷冰冰的技术，以及对这些技术非常陌生的医疗消费者；吊诡的是，它同时也将医院(医德)理应承担的义务甚至自我反省的必要性推卸得一干二净。但正像那位院长所承认的那样，医疗技术和计费技术都是专业而复杂的，医生因此对病患者具有天然的优势。换言之，病人不可能将自己修炼成名医再去看病，他们日常面对的是医院整体上庞大而深奥的技术系统。理想状态下，对于一个具备良好医德、善于纠偏的医疗供应方来说，病患本没有义务去了解这一系统的技术运转情况——因为这一理想中的医疗系统会自动将技术运行调整到恰当的状况；起码是，这一技术系统具有高尚医德将病人的困厄作为其中心任务。

　　但现实显示了别样的图景，医院的技术权威往往构成了“压迫”病患的工具，它尤其缺乏内生动力去修补技术运行中的缺陷和失误。例如具体到省医，多收费与少收费并存或许成为医院为自己辩护的堂皇借口，然而只要前者的比率大于后者，医院恐怕就不会主动去订正计费的漏洞，哪怕这种弥补是技术完全可以实现的！于是，以计费系统为代表的医疗行业的特殊技术不再是中立的技术形态，它被用来服务于信息严重不对称下的医院私利。如此，院长所强调的“系统复杂性”、“技术局限论”实际上演变成了院方的技术优势。在这一单向度的技术优势中，诸如化解医患矛盾、协调医患利益等目标很可能因医院的冷漠或敷衍，沦落为社会治理的“单相思”。

　　过去，民众都习惯于从医疗体制改革、纠纷处理办法、国家调控等方面讨论医患紧张的困境，省医院长的技术论则为重新看待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从技术控制的作用而言，医院账房的电脑和手术刀对病患具有相同的效果，它们都以技术要素的特殊配置巩固着医院那尾大不掉的技术地位，并促进技术与医院的利益结盟。在这样的情形下，“计费技术局限论”等说法展示了某种技术傲慢，并让这样的期待显得不无悲观，亦即：我们还能希望什么力量唤起悬壶济世的道德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