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革命

　　九、“原罪”与“机变原则”

　　的确是体力活！即使是所谓“组装调试”，也和所谓“技术开发”不搭边。大规模的计算机装配流水线要到90年代中期才能建立起来，就算是“产品设计”也是好几年后才开始的。

　　在整个80年代，人们都是手持一把改锥，将一大堆五花八门的零件组合起来，从第一道工序到最后一道工序，由一人独自完成，其情形有如今天商家柜台后面的攒机商。

装配本来属于制造过程，之所以成为微机贸易流程中的重要环节，乃由制度所致。当日计算机整机进口关税高达300%，所以大宗计算机交易全部以配件的方式进口，以逃避“整机进口关税”和“进口许可证”。

　　不用说，成功的关键不是技术创新，而是商业敏感、组织才能、串通和利用各种关系、在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悉心耕耘、卑躬屈膝地赔笑脸、恰倒好处地拍马屁。如果没有他们的委曲求全和忍辱负重，中关村的电子贸易就可能发展不起来，至少不会那么快。这些人知道怎样讨人欢心，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他们需要的进口批文，知道怎样可以躲避法律的“红线”，知道怎样在三教九流中间安身立命，知道怎样引诱拉拢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为他们提供帮助，知道怎样在谋取非法利益的同时还能保持清白之身。

　　现在，白颐路成了外国品牌微机的集散地，中关村的开拓者们几乎全都成了低进高出的大行家。那时的中国虽说开放了，其实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外国品牌的微机遇到“高额关税”和“进口许可”两道关卡，尽管虎视眈眈，却又无可奈何。有IBM，有NEC，有AST和Super，还有HP和，只好依靠他们的代理商想办法。

　　“代理商”是块大肥肉，人人垂涎。它几乎没有风险，而且利润丰厚。买进一台IBM兼容机折合人民币大约2万元，转手则能以4万元的价格卖出，即使减去各种支出，其间利润仍可超过万元。这是中关村的第一桶金，不用说，它对任何一家企业都有着巨大的诱惑力。

　　尽管中关村的早期创业者全都以“发展新技术”自我标榜，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狂热地寻找代理外国货的机会。有个记者曾打算在这里写一篇“振兴中华”的文章，可是转了一圈之后却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这是“争着给人家当奴隶。”这话过于刻薄，但却并非全无根据。

　　事实上，争夺代理商的战斗是中关村早期商业史上最不登大雅之堂的一页。后来那些颇有名望、大义凛然的人物，都在这里留下姓名。有科海，它从日本进口了第一批8位微型机。它依靠“在国营企业买批文”做成这笔生意，可惜因为暴利超过150%，实在过分，遭到物价局的追究。有信通，它曾经和联想苦苦争夺一单500台微机的代理生意，不幸败北。有四通，它后来一直标榜自己是依靠“四通电子打字机”起家，其实它还有一段更早的故事。那时候它是“Super微机”的独家代理商，并且“狠狠地赚了一笔”。有方正，尽管后来“激光汉字照排系统”把它带上巅峰，但在80年代中期，它的最精彩的故事，是和四通争夺代理权。一个名叫张旋龙的香港商人成了这场争夺战的发动者。

　　张在1984年从香港北上，进入中关村，带来了“Super微机”，也带来了代理商制度。事实上，后来中关村的代理权之争大都和此人有关。

　　作为“Super微机”的代理商，四通获得巨额利润，这让方正的领导者张玉峰既羡慕又妒嫉，可是当他告诉张旋龙自己也想代销“Super微机”时，被婉言谢绝。

　　这个姓张的陪着笑脸说：“一笔写不出两个张字。”那个姓张的却说，“独家代理权已经给了四通。”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根据一位名叫刘韧的记者描述，张玉峰在一场象棋大战中杀得张旋龙心悦诚服。自此开始了两人的合作。还有柳传志和他的联想。很少有人知道，他与IBM的传奇般的关系是从一宗12台计算机的买卖合同开始的。那也是联想早期历史上最屈辱也最富有戏剧性的篇章之一，时在1985年，其实质就是买通代理商，给掌握进口审批权的官员赔笑脸，拍马屁，处变不惊，唾面自干，把打碎了的牙齿和着

　　血咽下去。多年以后柳传志坦率地承认，“每做一笔生意，那个辛苦就大了。”然而不仅是辛苦，还有伤感、屈辱和不平事！

　　中关村电子产业的早期秩序就是这样杂乱无章和不断变动，依照人的意志、品性和情感自动调节。在1988年政府大规模介入之前，这个行业处在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每一项交易都是在私下完成，当事者守口如瓶，领导者不闻不问，彼此心照不宣，小心翼翼地不在公司档案中留下任何记录，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一些清晰的证据，表明“电子一条街”的肌体上的确有着一些很深的伤疤，也即后来的研究者们称为“原罪”的那些阴暗面。

　　比如华夏公司档案中如实记录了公司领导者之间一次激烈争吵，争执的焦点在于“微机的危机”。当时公司所有人都在担心，一批进口微机可能会“压在手里”，总价478万元。当崔文栋表示愿为这笔买卖“承担1/3的责任，到时该杀头坐牢我自己去，决不连累别人”的时候，陈春先怒不可遏地说：“你不要忘记这一点，所有的都是高价外汇，只有打印机平价。”

　　另外一份保留至今的文件则证明，华夏曾被指控“走私”，尽管法院的调查结论予以否认，但却有证据表明，华夏的合作者南海工贸公司并无合法“进口许可证”。在华夏的第一笔大宗代理贸易过程中，仅仅这些事实就已证明，它在两个方面超越法律界限：第一，高价套购外汇；第二，逃避许可证制。前者涉嫌违反中央政府的外汇管理条理，后者则由广东省海关根据《暂行海关法》，判为“构成违章”。

　　又比如很多公司档案中，保留着他们早期请客送礼的记录，证明公司与政府的某些部门有着特殊关系。这在今日条律中类似于“单位行贿”，但在当时则是属于亦正亦邪的勾当，只要个人没有从中渔利，法律就会网开一面。

　　这就是新革命开始时的局面。这类事情日积月累，人人仿效，发展而为“白颐路上新兴的企业法则”。中关村就这样具有了一种独特的精神。这种精神后来演变成为这个国家的一种经久不衰的传统。人们摈弃“道德至上”，主张“机变原则”。直截了当地说，也就是随机应变，没有原则。它意味着，对实际利益的追求是第一要务，而意识形态的纯正、道德甚至法律，则可抛诸身后。这种“机变原则”促使人们目光四射，胆大包天，旁若无人地大步前行。它使人们坚信，获取更大的利益不仅仅是企业的成功之路，而且也是一种应当弘扬的优秀品质。“机变原则”起先只是反映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种普遍流行的实用主义心理，又在亿万人民的实践中得到认同。到后来，它就成了推动这个国家前进的最有效的哲学，一次又一次地把冲突化于无形。甚至整个国家的崛起之路，也和“机变原则”密不可分。话虽如此，但人们在道德方面的疑虑也加深了。

　　（9）

　　本书描述了中关村1980年到2006年的历史进程。作者花费三年时间，采访了三百多个人物。这些人物中，有在中关村捞得身家亿万的企业家、世界500强的超级大鳄，也有出师未捷的悲剧英雄和欺世盗名的无耻宵小。所有的那些雄心、野心、权谋、商战、虚与委蛇和彻底疯狂，伴随着云谲波诡的风云，在中国的大地上起起落落。作者：凌志军 新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