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读者来信”，署名潘晓。
潘晓在信的开头说，“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
接下来，潘晓历数了自己在家庭、单位、朋友、恋人前遭遇的挫折，得出结论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与现实生活太远，葛朗台、聂赫留道夫式的人物倒比比皆是。信的结尾说:“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
真实的“潘晓”其实是两位青年的集体笔名，他们是两个互不相识的年轻人——北京经济学院的大学生潘祎和北京市羊毛衫五厂的女工黄晓菊。《中国青年》的编辑马丽珍把他们的人生思考捏合在一起，“潘晓”各取了他们名字中的一个字。
在《中国青年》上掀起一连数月的讨论后，黄晓菊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从幕后走到台前，一举成为备受争议的新闻人物。
当时黄晓菊与另一位潘晓——潘祎也接触过，但感觉不投缘，觉得潘祎“孤僻，太学生气”。后来通过几次信，就一直没有联系了。当初的潘祎可能确实是孤僻的。在成为潘晓之前，他曾于1979年5月31日服浓缩来苏水自杀，脱险之后潘祎对医生说:“我不感谢你们，因为你们又把我送回到这悲惨的世界上来了。”
至于自杀的原因，潘祎说“没有什么特殊原因”。细说来，是因为父母支援三线去了青海，潘祎自幼一个人寄居在北京亲戚家里，心理比较灰暗，而1979年春节之后更趋极端，终于选择了自杀。也正是因为这次自杀，使潘祎向来学校采访的马丽珍倾诉了4个小时。
黄晓菊自幼也有与父母分开的经历。母亲1950年代支边到了内蒙古，父亲是当地的一名军人。黄晓菊从小患上佝偻病，被送回北京的外婆家。十几岁时，黄晓菊患上关节炎，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到街道毛线厂，日常的工作是跟老爷爷老奶奶一起缠线球。在厂子里，她是最能干也最不安分的工人，早早完成自己的定额后就跑到一边跟工友聊天:“如果现在让你选，你是愿意让毛主席接见你，还是看一眼演佐罗的阿兰·德龙？”“你说，人活着是为什么呀？难道就一辈子这么织下去，扎下去？”
领导见黄晓菊跟这个聊跟那个聊，尤其反感，问怎么回事。黄晓菊说自己已经完成了定额。领导说，“完成了定额可以帮助别人。”“那要定额干吗呀？”黄晓菊脱口而出。
还有一次，离下班还有五六分钟，天空阴霾，电闪雷鸣。因为工人很多腿脚不灵便，而且又没带伞，车间主任拍板让大家赶紧回家。一个厂一级的领导却悄悄躲在工厂大门后头，把早走的人的名字记在他的小本子上，并在月底的时候贴出大布告，宣布扣发这些人的当月奖金。“所有人都敢怒不敢言。可我觉得这事不对。”开厂务会的时候，黄晓菊走了进去，问:我能说两句吗？
在厂子里，黄晓菊的“能说”是有名的，领导不愿听，但众目睽睽之下也不好让她闭嘴。黄晓菊说:第一，你们的执行方法是不对的，我们走是车间主任决定的，所以车间主任有责任；第二，厂一级领导如果觉得车间主任的做法不对，当时应该把我们阻拦在工厂门口，劝我们回去，再创造5分钟的价值。可厂领导却像抓特务一样躲在大门后头。难道厂里的目的就是罚我们6块钱吗？
领导以“厂务会的决定”推诿。黄晓菊把状告到北京市纺织局工会。6块钱的奖金补发下来，她也在厂子里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在《中国青年》发表文章，在中央电视台亮相，这并没有改变黄晓菊在厂里的处境。“你一个普通工人，有什么资格、什么能力？”她经常能听到这样的冷言冷语。无奈，黄晓菊辞掉工厂的工作。经马丽珍介绍，黄晓菊先后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和社科院民族所资料室工作过，干发行和查书取报的活。
即便在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黄晓菊也是个异类。“也许出轨的思想和言论会对正常的工作秩序产生威胁，单位实现人事制度改革的时候，头一个被停聘的是我。”
1988年，黄晓菊丢了资料室的饭碗，离了婚，没学历。为了自己和3岁儿子的生计，黄晓菊冲到刚刚建省的海南，在《海南特区报》当“记者”，但实际的工作是拉广告。尝够被扫地出门的尴尬之后，到深圳给日本生意人当保姆，到电台当热线节目主持人……最后让她安顿下来的，是在西单附近家门口开的一个小小的服装摊位。黄晓菊慢慢站稳脚跟。
大学的那位潘晓，命运也坎坷。潘祎自己说当年北京经济学院不满“思想有问题”的潘祎被塑造成全国闻名的“典型”，把他带到北京一家医院，由一位实习大夫诊断为“重型精神病”，并在潘祎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他的父母签订了自动退学协议书。
此后潘祎多年颠沛，还曾因盗窃案坐了三年半牢。近几年，潘祎做过在线咨询、电视节目策划等多种职业，日子过得也还好。至于没有结果的大学生涯，只是他“人生的路”中的一个片段罢了。(易水摘自3月29日《南方周末》，作者石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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