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革命的20世纪前叶，一个来自美国的浪漫的空想主义者、一个理想主义的新闻撰稿人、一个脑子里充满了幻想和遐思的西方年青人，迈动自由飘荡的步履，从西方走到东方，从日本走到中国，从上海走到陕北——一直走到了那片荒裸、干涸、贫瘠却又涌动着蓬勃生命力的土地。他为什么去寻找和感受泥土的气味与活生生的底层生命？为什么能够破除封锁的坚冰到达红色根据地的腹地而实现对西方世界的真实报道？为什么会用“红星照耀中国”这样充满景仰与寄托的名字来为自己的著作命名？
70年后，一个中国的青年编剧用他的思索以及他心中对于理想的期盼与渴求，来试图解读它。
他把它变成了一个寻找的故事：在战争、瘟疫、黑暗、腐败覆盖的中国大地的一个偏远角落，埃德加·斯诺遇到了两个为了解救百姓而奋不顾身的青年，他们为之献出生命。斯诺问他们是谁，他们给了他一个象征：红色瑞金政权制作的印有镰刀铁锤图案的火柴盒。于是斯诺看到了火光，他要去寻找这火光。这成了一个寻找火光的故事。最终在延安，他找到了。他看到了夜空中的红星，他甚至看到星星点点的红星汇聚为红色星空。他于是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全世界预言：红星将照耀中国！
话剧《红星照耀中国》的戏剧结构采取叙述法。编导们颇具匠心地选取了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作为叙述人，他既是参与了几乎所有事情的当事人，与斯诺同样也是红星的追寻者，但又不是剧中的主角，主角是斯诺。叙述词是诗意的、抒情的，它成为作者喷涌自己思绪的极好平台。在叙述的引渡中，编剧选取了几个独特场景来体现人物理想和希望的追寻：上海《密勒氏评论报》老板鲍威尔关于如何放弃美国立场客观观察与认识中国的谈话似乎暂时吸引了斯诺的漫不经心，斯诺在中国的寻找从这里开始。内蒙古那场瘟疫和国民政府镇压民众以及苏杭思枫夫妇的忘我救治，在上海闸北浴血抗战射杀13个日本兵的广东兵狙击手冯海被日本人用刺刀捅死，这些给在场的人——斯诺、艾黎、华盛顿·吴以及观众都带来强烈的震惊，心中的愤怒与感动形成情感交织的涌流，它鼓舞着斯诺和其他剧中人前去寻找各自的希望和道路。最终斯诺来到了延安，看到了真实的陕北，感受到了那里的健康空气与激昂的军民斗志，接触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睿智、坚韧与幽默以及他们生活的朴实无华。斯诺认为自己找到了人生理想的坚执者，找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火光。回国后的斯诺把这些都如实传达给了罗斯福总统，并用自己的著述向西方世界传播。沿着斯诺寻找的精神逻辑，一场视角新颖的红色历史叙事就在我们的眼前生动展开。
这是一台以特殊视角去观察历史的红色戏剧，是兰小龙心中的红色戏剧。它的叙述不是客观映照式的，它沿着心灵追寻的轨迹行进。它是兰小龙的心灵追随着斯诺的步履和足迹、困惑与思索、恍惚与清晰，去寻找、去触摸、去品味、去解读、去理解那一场红色革命，像斯诺那样“眼睛看着脚下的土地”、“用心去思考”，去观察和体味一个神话的创造、一个理想的升腾、一种信仰的显现。于是，陕北的老农、抗日小战士、抗大学员、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坚守的土地和他们为之奋斗的理想，逐渐地显现在斯诺和艾黎面前、显现在兰小龙面前、显现在观众面前。
兰小龙有着自己对镰刀铁锤涵义的解读：“镰刀代表握着它的人，也代表中国一脉相承的农业历史，它让我们有了脚下可以站立的土地，也有了对现实的感情。铁锤代表工人和我们理想的中国工业文明，它告诉我们要去创造一个公平而先进的未来社会，也使我们的理想健康而干净。”这是21世纪一个年青人政治理想与信仰的确立过程，也是这一代人的心灵在经历一个必然的过程。崇高在这里没有消失，而是以更加真切与温馨的方式重新展现。因而追寻的过程，既是斯诺成熟的过程，也是兰小龙成熟的过程，更是一代年青人成熟的过程。
为适应历史时空的叙事结构，导演熊源伟和舞台设计者们充分调动了各种多时空的舞台手段，在戏里戏旁和戏外做尽了人物进进出出的转换功夫，使得这一台带有纪实与浪漫主义双重色彩的舞台剧构成鲜明个性。策划人汇集了一批特型演员来为演出添彩，王霙扮演的毛泽东、康爱石扮演的周恩来都形神毕肖，而加拿大人大山扮演的埃德加·斯诺，更是从内在气质上透示出这一人物的西方文化底蕴与不尽相同的信仰追求方式。
红星，在舞台上熠熠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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