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来自中南海的鼓励支持

　　于维栋坐在那里满腹心事。

　　这一边，国务院的部长们开始汇报，一个接着一个，沉闷冗长。直到日落西山，华灯初起，还是没个头绪。于维栋看到主持者看了看表，宣布会议暂停，等到下周一继续讨论，当即转忧为喜，在心里说，“他要接着开会，我就有希望。

　　他回到家里，在忐忑不安的状态中过了两天。到星期三下午，“红机”忽然响起。他拿起来，就听到一个声音在对面说：“老于啊，你们那个报告，领导同志有很长的批示，要在下星期一的会上讨论。”他放下电话，料想成功在望，欢喜若狂，不禁感叹：“历史上有一些事情，恐怕在必然性下有一点偶然性。”考虑到此后一周发生的事情，他的兴奋和他的感叹都是有道理的。

　　1988年3月7日，星期一，财经领导小组的成员们再次汇聚中南海勤政殿，现在有了既新鲜而又令人激动的议题。这是中关村第一次成为中南海正式会议上的一个话题。中国科技领域里面的这些决策人物，当场同意建立一个科学技术园区。当日会议还牵涉到下面这些话题：“搞一个中关村问题的条例出来”、树立“一个样板”、名字可以叫“新技术开发区”、也可以叫“中关村科技工业园区”、“成立一个委员会”，还有资金问题、贷款问题、银行问题、税收问题、外事问题、立法问题、人才问题、政府各方面的协调问题。这最后一个问题让与会者最为担心。这些人为官多年，深知“屁股决定脑袋”的通病，推诿扯皮，没完没了，所以当场决定，把财政，银行，税收一类的问题全部交由北京市政府全权解决。还授权中办负责人把会议决定转告北京，地方政府“不用报批”，中央政府“不加干预”。

　　仅仅隔了一天，3月9日下午2点，中办负责人就把一群官员召到中南海勤政殿，包括国家科委、国家教委和中科院领导者，还有北京市政府的三位高级官员。他宣布“受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委托，来传达一个决定”，要在中关村“试办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根据当日会议纪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决定全文如下：

　　在科技力量密集的地区兴办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是开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可行办法。应该允许，但要先集中力量，搞一、二个试点，不要一下子搞很多，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北京市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兴办高技术产业的经验值得重视。可以在总结它们经验的基础上，制订一个建立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条例，从政策上做出规定。会议决定，在中关村试办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问题，授权北京市全权负责。科委、科学院和财政、税务、银行等有关部门要大力支持，不要干预。

　　一下子得到这么多，这可真叫意外，也让北京市的几个官员又兴奋又为难。他们知道，很多事情仅仅拥有地方政府的权力是做不成的，比如税收的权力、信贷的权力、外贸的权力、海关的权力，这些都是中央专有，地方政府不能染指。所以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试探地说：“有些规定恐怕北京市的权限之内还不够，希望向中央要那么一个政策，就是相当于特区的或再开放一点的政策。”

　　“搞一个文件，可以向国务院备个案，或者是向科委备个案。”中办负责人回答，但是，财经小组的“中心意思是请北京市全权负责，由你那里下决心，办这件事情，我理解就是这样”。北京市的官员们面面相觑，想不明白如何“办这件事情”，就听他接着说，“不要再过几个月还没有动静。”

　　这位办公厅负责人可不是随便说说的。他深知官场积弊，不免担心久拖不决，所以转身又去吩咐于维栋，把他的那个“很值得一读”的调查报告送到报社去，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推波助澜。

　　春天来临。3月25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这次大会第一次让土地使用权成为可以买卖的资源，让私营企业在历经30多年的被压抑、被取缔、被剥夺、被损害之后，再次成为合法。不用说，这有象征意义，改革已经成为这个国家压倒一切的潮流。

　　改革力量的确强大。新的风尚，新的潮流，就这样从沿海到内地，接着席卷西部。在那些边远闭塞、宁静肃穆之地，也掀起一股新风，又惊天动地卷回东部地区，在当时的中国被叫做“西北风”。有一首流传甚广的歌曲《黄土高坡》，最好地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是怎样让自己的民族主义和开放情怀水乳交融。它由苏越作曲，陈哲作词，和着自由奔放的旋律，每分钟120拍：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1988年的那个春天，特别是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结束后的几个星期，全中国都能看到激进改革者的步伐。这是一个开放的年代，一个“物质”超越“主义”的年代。白颐路上跳动着激动人心的脉搏，可以感受到历史每天都在移动。

　　这条大街上衣衫寒酸、胸怀大志的企业家越来越多，联想公司是其中之一。4月18日，这间只有300人的公司来到城里，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进军海外誓师大会”，请来的客人比自己的员工还要多。海华公司是另一家，清华大学有那个名叫茅以海的教授，在这个公司工作8个月以后，就对一群调查者感叹，这是他“有生以来工作效率最高的8个月”。还有四通，它后发先至，超过“科海”和“京海”。它的销售人员在北京、上海、广东、江苏这些地方到处乱串，让公司销售额在1985年达到3220万元、1986年12358万元，到了1987年就是31713万元了。如果这个数字不掺水，那么中关村这颗新星每年增长大约300%！可是就算“掺水”，也没人在乎，因为“四通打字机”已经真真切切地占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办公桌。用当时一位学者的话来说，“四通的产品已经把我们打字室的旧设备全部排挤了”。于是四通成了媒体追逐的对象。有家报纸说：“四通带着全新的气息来到这个世界上。”另一家报纸感慨：“四通走着一条与常情相悖的路，却朝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又一家报纸声称揭开了“四通谜底”。《经济日报》展开一轮讨论，编者起了个题目叫“四通效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有一回他们请来了一个35岁名叫华生的学者，要他发表高见。这学者倒也不客气，开口便说：“四通效益比它本身的经济效益要大得多了。”鉴于此人拥有的一连串头衔———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微观经济研究室主任、青年经济学家、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记者满怀希望地要求他从“国家的高度”上谈谈“四通效益到底给了我们什么启示”。于是华生说：“最大的启示就是，民营企业的机制显然优于国营企业。国营企业必须逐步民营化。”华生所谓“民营企业优于国营企业”，当时很多人不以为然。

　　全中国都在推广“满负荷工作法”，这是石家庄第一塑料厂厂长张兴让发明的。他把一个物理学名词用到了人身上，想出一套办法让属下800名员工各尽所能。尽管这在西方国家的企业里是天经地义，但在我们国家，还真是一件新鲜事。

　　（11）

　　本书描述了中关村1980年到2006年的历史进程。作者花费三年时间，采访了三百多个人物。这些人物中，有在中关村捞得身家亿万的企业家、世界500强的超级大鳄，也有出师未捷的悲剧英雄和欺世盗名的无耻宵小。所有的那些雄心、野心、权谋、商战、虚与委蛇和彻底疯狂，伴随着云谲波诡的风云，在中国的大地上起起落落。作者：凌志军 新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