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劳动者的痛苦有地方申告（名笔）

　　对于何长林来说，广州某医科大学给他这个劳动节送上了一件最为特殊的礼物。何长林是一位四川民工，已经在这所大学做了16年工人。近日，学校管理部门的领导告诉他，从5月1日起，他就不用上班了，休息三个月，8月1日后来上班，“重新成为单位的员工”。

为此，学校给了他一纸合约，要他必须在4月30日前签字认可。这个情况传达到周立太律师那里，这位著名的“民工保护神”听了个开头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说，这是某些雇用方对长期受雇的民工使用的一种手法，强行中断工龄，以达到侵犯工人权利的目的。

　　周立太律师的建议是，先不要签字，并且要求校方补缴前16年的各项劳动保险和保障金。可是，说到保险金，何长林另有一本故事——从今年开始，校方真的从他的工资里扣除了“社保金”，每月152元，可是，直到现在，他也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凭据！等于说是校方或者校方的某人，借国家强制规定必须给雇工缴纳社保的机会，反而每月扣了他一百多块钱！——这就是何长林16年来所获得的惟一的“社会保障”。

　　何长林是一个特别老实、勤奋而善良的民工。16年前，他从故乡来到广州，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而今，他在广州出生的女儿也已经该上初中了。这孩子特别聪明，原来在广州那所医科大学附近的一所小学上学，可是，去年，校方一直在想办法不给任何补偿就把他一家撵走，他只好把女儿孤零零一个人送回老家上学(何长林兄弟姊妹全在那个学校做工，老家已经没有亲人)。如果按社会学语言来表述，即是说，何长林在他这一代的城市化失败了，女儿没有能够在城市哪怕是受起码的教育，而是重新回到原地。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个时代不善待它的劳动者，雇方可以随意解雇劳工，使他们的生活过于脆弱，他们的孩子在动荡中生活，不能享受稳定连续的教育，以便成为一个可以参与未来社会主流的劳动者，这个后果并不是何长林一家来承担的，将来的社会要为此埋单的。

　　4月30日下午，周立太转给我一篇新华社记者在劳动节前夕采访的报道——《湖南省总工会：劳动者生存状况“无可奉告”》。真是令人感慨万千，它是像何长林一样的民工命运的最好注释。记者问目前湖南“劳动者和劳动模范的生存状况”，省总工会的宣教部长是这样回答的：近几年我们没做这方面的调查。这不属于我们的调查范围，我们也没有调查任务。要了解你们自己到下面采访。

　　与此同时，正如绝大多数的各级工会组织在五一前夕所做的一样，湖南省总工会等部门自4月16日起，就启动了“工人阶级宣传月”活动，要求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悬挂拟定的标语横幅，营造学习劳模、尊重劳模、爱护劳模的舆论氛围。新华社记者采访的当天，正值湖南省总工会召开表彰劳动模范的会议呢。

　　劳动者的权益就这样在形式上轰轰烈烈地保障着，事实上，连“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工会都不清楚。那么，像何长林一样命运的人，到哪里去投诉呢？他是一个民工，他没有“自己的组织”，学校的职工工会是绝对不能加入的。4月30日上午，他来到了广州市的某一劳动保障部门，他能得到什么答复呢？劳动保障部门甚至没有告诉他，校方应该给他缴纳各种保障金，没有告诉他，辞退工人应该有什么补偿，他们所说的意思是，校方可以不再雇用你了！

　　以上可以说是我们劳动保障现状的某种缩影。

　　看来，无论从公务员与劳工“共建和谐社会”的领导责任，还是从做人的道德标准来说，某些公务员都应该大大地反省才行！否则，劳动者的痛苦连申告的地方都没有，还谈什么劳动保障和劳工神圣呢？

　　作者系南方人物周刊主笔，知名杂文家。